大明国师 第656节
  你说能不能打,既然能跟朱棣作对好几年,那肯定是能打的,但跟这些靖难勋贵一样,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
  可如今的盛庸,也只能是在兵少将寡的大同镇老老实实地蹲着,想要发挥一点,那就只能靠自己积极表现了。
  “今谈边事者皆日: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又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
  话都是套话,但翻译过来,便是盛庸觉得虽然客观条件确实不太行,但作为边将,他认为只要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
  但这话就看怎么理解,既可以理解成盛庸勇于任事、主动求战,也可以理解为盛庸觉得大同镇虽然可以整顿,可底子终究还是太差。
  最关键的就是那句“臣之所患,独患无奋励激发之志”了。
  “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工部右侍郎金忠只是笑道:“怕是盛庸、平安等将听闻骤然改制为九边,心头惴惴,故而上书试问吧。”
  金忠这人出生名门望族,可惜早年家道中落,尝尽了世态炎凉,而其人自小博览史籍,熟读兵法,从燕王府看门的大头兵一路做到二号谋士,胸中韬略自然是不凡的,若是“黑衣宰相”姚广孝能称个“小诸葛”,那金忠其人随燕军南征北战,赞理军务,运筹帷幄,也可以称个“小法正”了。
  “金幼孜。”
  朱棣扶着腰唤道。
  “臣在。”在一旁默不出声的金幼孜躬身应道。
  “国不乏良将而乏忠勋,苟有拳拳之心,当竭力以奋,自彰于日月也就这么回复历城侯。”
  见姜星火和蹇义来了,朱棣示意他们先等会儿。
  围绕着堪舆图和沙盘,几人又做了好些功课,姜星火在旁边看了看,军事上他是半吊子,百人战术级别有经验,整个战略层面也能吹一吹,但要是像他们这样详细地谋划整个战役,那肯定是不太行的,没办法,没干过这种高级参谋的工作。
  朱棣等人在认真研究在经营三大营整编好以后,干脆利落地拿下秦、晋两藩。
  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再加上安南现在已经在撤军,那么大明在整个国内和南线,就基本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压力可言了.海外的郑和舰队另算。
  显然,大明的军事重心,正在逐渐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往北线偏移,整个帝国的军事资源,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其他的什么,都在往北线倾斜,这是下一步的大战略方向,谁都动摇不了。
  “伱们两个先回去吧,荣国公留下。”
  当金忠和金幼孜都收拾好离开以后,朱棣掩上了地图,看向姜星火和蹇义。
  这几天高强度过堂的京察,显然给他俩也折磨的不轻。
  “结果都出来了?”
  “出来了。”
  蹇义瞥了一眼姜星火,说道:“按国师的意思,从严从重,八法之下,哀鸿片野。”
  这里蹇义说的“八法之下,哀鸿片野”,指的是京察的八个不合格标准,也就是“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不合格的处理办法就是革职、降级、调职、勒令致仕。
  而如果说一年一次的考成法还比较“温柔”,更注重怎么激励鞭策官员的话,好几年才来一次的京察,那就是暴风骤雨般的重点打击了,而且京察跟考成法还不是一个逻辑,两者也不冲突,至少在永乐元年开始、二年结束的这次京察,基本上是跟考成法同步的,只不过略有出入的是,考成法合格的人,京察还真不一定合格,因为考成法只考核工作业绩,京察还考核道德操守和年龄。
  但朱棣对于蹇义带着略微不满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甚至看著名单,还有些喜笑颜开。
  “好死!”
  朱棣心里暗叫一声。
  把这些混吃等死的废物都罢黜出各部、寺,朱棣才叫看着清爽,尤其是一些平常就跟他摆老资历的,这次姜星火更是如他所愿,按照京察的祖制,年老而无能者,统统勒令致仕。
  姜星火慢慢悠悠地从怀中掏出一份奏折,当众递给了朱棣。
  按规矩来说,这当然是不符合流程的,怎么也得走通政司或者走内阁。
  但现在姜星火自己就管着内阁,内阁几个摆烂小子不干事,姜星火一个人干一样好好的,所以就说这奏折自己写的然后交给自己转交,好像在流程上也没什么问题。
  “国师自己念吧。”
  朱棣懒得看,干脆叫姜星火自己念出来。
  姜星火慢悠悠地念道:“臣以为今日大明之时势,非外之诸边不靖,实内之吏治不修也,经京察一事,方觉吏治不修,此乃天下大患.诸边不靖,非不可以攘也;财货不充,非不可以振也。然庙堂吏治败坏,如之奈何耳?庸者碌者,上下流毒。”
  “彼者,此之鉴,彼为之而不禁,则此得据之以为辞;前者,后之因,前行而无疑,则后即袭之以为例。”
  “及其耳目纯熟,上下相安,则反以为理所当然,虽辩说无以喻其意,虽刑禁无以挽其靡,有难于卒变者矣。”
  “积弊已深,非雷霆之下不足以肃清;陋规渐循,非整顿朝野不足以矫正。”
  蹇义闻言,一时愕然。
  “国师觉得京察这么大规模的整顿,还不够吗?”
  “不够。”
  姜星火正色道:“当然不够!”
  “姜某以为,如今这大明,就如一个身患肺结核的年轻人,几剂猛药下去,虽然看起来有所好转,可还是气血两亏,气便是风气、血便是经济,血可以自己缓缓造,终归会充盈起来,可这气若是不通,纵然血不亏了,还是处处堵塞什么是风气?便是官宦场上的这些歪风邪气,这些歪风邪气历经洪武朝三十余年积累,已然是根深蒂固,成了从上到下都公认、默认的事情,光靠一次京察,就像是人喝一副汤药,下肚了,洗涤了,可就真能马上把堵在五脏六腑里的邪气冲干净吗?自然是不能的!”
  “可实际上,无论是边事还是经济,归根结底都是要人去执行的,人的风气出了问题,做什么都是歪的,所以决不能浑浑噩噩,一起沉沦。”
  姜星火掷地有声道:“积重难返而当返,难于卒变而应变!”
  蹇义不敢苟同,但他也不能不让姜星火说话,对此只能不置可否。
  在这些老成持国的大臣看来,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是危险的,任何制度既然存在都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试错对于整个体制来说,意味着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最好的改变就是不改变,最好的制度就是现在的制度。
  可变法一旦开始,就如同水坝开始开闸放水,一开始或许还是涓涓细流,到了后来便是无可阻挡的惊涛骇浪,如何是一块石头、一滩烂泥所能阻碍的?纵然是另一道大坝,怕是也会被拍成碎末。
  蹇义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些。
  如果考成法不够、京察不够,那么接下来就会扩大化,造成更多的官员被卷入其中,很容易就会扩大化成洪武四大案那种规模的庙堂事件,到了那时候,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历经过这些事情的蹇义很明白,扩大化的结果就是攀咬,继而人人自危,君不见洪武四大案,哪一案不是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但朱棣不在乎这些。
  在朱棣看来,这些建文朝遗留下来的官员,隔一个宰一个,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说过他坏话,视他为弒君篡位的逆贼的。
  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继续借着京察的尾巴来革新吏治,那么对于朱棣来说也是好事,杀一杀这些洪武-建文旧臣,再换上来一些自己人,又不用自己出面,何乐而不为呢?
  “那国师以为,经过这番京察,发现庙堂上的风气积弊是什么呢?”
  “人有痼疾,医生要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才能以砭石医之,转赢弱为健硕,庙堂有疾病,自然也是这个道理,姜某看来,吏治不行的风气,主要在于八弊。”
  “其一,执法不公。”
  “自通变之说兴,而转移之计得,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欲有所避,则匿情于法之内,而反借法以求解。爱之者,罪虽大,而强为之一辞;恶之者,罪虽微而深探其意。讵为张汤轻重其心,实有州犁高下之手。”
  “其二,贪赃枉法。”
  “名节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坏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名之所在,则阳用其名而阴违其实,甚则名与实兼违;利之所在,则阴用其实而阳违其名,甚则实与名兼用之。进身者以贿为礼,鬻官者以货准才。”
  “其三,繁文缛节其四,嫁祸争妒.其五,推诿误事.其六,党伐掣肘.其七,因循塞责.其八,浮言议论。议论多则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谓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谓可也。事应立,而忽夺其成;谋未施,而已泄其计。苍黄翻覆,丛杂纷纭,谈者各饰其非,而听者不胜其眩。”
  这八点,可谓是办公室政治的精华所在,所谓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这些招数。
  第一阶段,我们宣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第二阶段,我们说也许有事发生但我们不该采取行动。
  第三阶段,说也许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阶段,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姚广孝补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则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却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积之甚久、受之甚深,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经济造血容易,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点点头,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风气这种事情,说严重也不严重,拖着也死不了,但你要说不严重,那也不对,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现在一切都有可为。
  “国师的‘剔蠢厘奸之术’,不妨说说吧。”
  指出问题谁都会,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
  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统的方案,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
  “革新吏治,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
  “天下大事,谋可在于众,而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曾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便是这个道理。”
  “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旧意见横出、谗言纷飞,难寻其源头,也让听者不胜其眩,议论纷纷,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何必让众人扰攘?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动摇。”
  “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则信而任之即可。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
  朱棣哈哈大笑,哪还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这段日子也不胜其扰,那雪片般的弹劾就飞到桌前,任谁不头大呢?
  但让群臣少哔哔这种事情,便是朱棣,也很难下得了决断。
  不让文臣说话,自宋朝以来,就不太行了。
  文臣士大夫们,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个嘴还在硬着的,你不让人家说话,缝上?
  完全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听这些议论,朱棣能做到。
  实际上管仲就曾经说过“蜚蓬之问,明主不听也;无度之言,明主不许也”,而不管是“不听”还是“不许”,都是明主运用自己权力的体现,也是集权的措施。
  而文臣士大夫们在庙堂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恰恰就是舆论,在所有流传在庙堂的风言风语后面,往往都有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牵扯,所谓门户之见便是如此了,这也是延续了多少年的问题,想要根治并无办法,只能尽量免受其影响,也就是少扯没用的,扯了我也不听。
  “医治吏治八弊,除了多执行而少非议,其次便是整顿纲纪,严肃律令。”
  “何谓纲纪?”
  “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有了这张大网,才能笼罩整个天下官吏,让官吏们都服从朝廷的法令,诗经有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纲纪就是国家的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否则整个国家都有倾颓之危险。”
  姜星火严肃道:“主持京察这些日子,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从上到下,对事情都少了较真,全是得过且过、务为姑息,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这样一来,固然有了所谓的‘人情世故’,可对于纲纪来说,却是极大破坏。”
  “自宋以来,刑不上士大夫,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之人,而士大夫虽坏法干纪,而无人可莫之奈何。然而人情可顺却不可徇,法度宜严而不宜猛,想要革新吏治,就要‘少议论、多做事;少人情、多纲纪’,法度必须大于人情,希望陛下能够张法纪以肃群工,刑赏予夺一概按国朝新修之法律,而不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不使纷更于浮议。”
  “换言之,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朱棣听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截止到目前,简单的概括其实就两句,少哔哔多干事,大家就少内耗;多按规矩办事,就没那么多人情世故。
  而姜星火的对症下药的革新还在继续。
  想要整顿旧的风气,那就要形成新的风气,也就是革新。
  旧的风气是虚的,新的风气也是虚的。
  以“务虚”来对抗“虚”,以新的口号形成新的风气来对抗旧的口号和旧的风气,这就是一切事情的意义。
  这几句话不是废话,而是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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