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那些花-1
第一章我的那些花
纽约，1985年
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昔日飞花今何在？)
longtimepassing.(悠长岁月匆匆逝)
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昔日飞花今何在？)
longtimeago.(遥想当年花开时)
－皮特.西格(peteseeger)，『昔日飞花今何在？(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
雨滴打在落地窗的玻璃，吃力地抓住滑溜溜的表面几秒鐘就往下滑，摔在五层楼底的柏油路面，只在玻璃留下一道扭曲的轨跡。
「士图。」站在落地窗前的我回过头，报社的搭档王万里站在办公桌前，手上拿着电话话筒，「亚克找你。」
我走上前接过话筒，「喂？」
「打了几通电话你都没接，还好吧？」
「没事，刚才看窗外下雨出了神，没听到电话铃声。」我转过头，雨水把对面大楼的黑色帷幕墙，渲染得像是磨光的大理石。
「看下雨？你什么时候那么间？」听筒里传出一声轻笑。
「找我什么事？」
「下个礼拜就是『那个日子』，还记得吗？」
瞄了桌上的日历一眼，叶慕华跟易子琦的五週年忌日，就在下个礼拜。
原来已经五年了。
「知道了，那天我会过去。」
「还要我安排人过去吗？」
齐亚克跟我每年这一天都会到史塔顿岛的墓园，祭扫叶慕华跟易子琦的坟墓，坐到晚上，再跑到警察局对面的咖啡厅喝一杯。
易千帆自从五年前在法院告别后就音讯全无，不过呢，每年那一天早上，我们两人带着花束跟祭品走到坟前，都会在两人墓碑前发现一束玫瑰花，有几年玫瑰花瓣上还有露珠。
第二年开始，我们前一天就躲在附近的墓碑、树木、甚至是刚挖好的墓穴里，指望是否能遇到前来上坟的易千帆。
去年齐亚克还拿在中城的高级餐厅请客，第一个发现易千帆的人外加红白酒无限量开瓶喝到饱当饵，拜託警局里的十几个同事在墓园等了两个晚上。
那两晚我们抓到几个以为警察绝对不会跑到坟场巡逻的通缉犯，帮一些家庭找到他们失智在外流浪、逃学的亲人，跟准备收恋爱税的无赖打了一架，还打扰了部份躲在安静处谈心的情侣。
后来亚克收到其中几对情侣的喜帖，还有人要他在婚礼致词。
局里不得不以局长的名义发布新闻稿，宣称这是经过长期规划后，成功执行的『突击扫荡行动』。至少让亚克高级餐厅跟红白酒的帐单有地方报帐。
但我们还是没发现易千帆的踪影。
「我看算了，」我说：「我们不是常讲他的思考永远比别人快二十步吗？只要他不想让人找到，安排再多人恐怕都没用。」
「那可不一定，你手上不是也有王牌吗？」
「你说万里？」我朝刚走出总编辑办公室的搭档一瞥，「好主意，我跟他提看看。」
王万里是早我一年进入报社的文字记者，瘦高个子配上一袭扣得严实的英式风衣，让他看起来更高，略显蓬乱的浓密黑色直发下是瘦削而线条分明的脸庞，如果大学办公室长廊墙上那些油画里托腮思考的学究有一天走出画框站在面前，大概就会像这样。
我们两人平时在报社跑刑案新闻，採访每个当事人，王万里写稿，我负责拍照，然后刊登在报纸上。
有时这个流程会稍稍更动一下，变成我们採访每个当事人，王万里指出犯人是谁，我们两个人抓住顽抗的犯人，丢给齐亚克去开记者会，然后王万里写稿，我负责拍照，把案情刊登在报纸上。
託比我早一年进入报社搭档的福，后一种情况还满常见的。
「那就拜託了。」
「我才要拜託你，今年可不可以带花就好，不要带那些希奇古怪的东西？」
齐亚克每年上坟时除了带花，还会为子琦带个洋娃娃、家家酒玩具、小洋装之类小女孩喜欢的玩意，放在她的坟头上，开车回警局的路上，我会照亚克指示停在路边，让他把小玩意塞给某个跟子琦年纪差不多的小女孩。
「我昨天才买了个日本小学生用的书包，还是粉红色的。」
「我只是不想那一带又多了个都会传说，提到某个会乱塞礼物给小女孩的怪叔叔之类的。」
「你是说圣诞老公公吗？」听筒另一头的齐亚克停了一下，「对了，有个老朋友明天午夜要离开纽约，你跟万里要不要过来送他一程？」
「哪个老朋友那么急着走？」我的视线滑过办公桌上几天前的旧报纸，「我懂了，帮我们留个位置。」
「我会安排。」
「谢谢，晚上见。」
我掛上电话，王万里刚走到对面的办公桌。
「有什么事？」他问。
「州长签准了马里奥.莫顿的死刑执行令，明天午夜执行，」我拿起旧报纸递给他，上面的标题写着：马里奥上诉遭驳回。「齐亚克答应留两个媒体见证人的位置给我们，明天有空吗？」
「没问题，」王万里瞄了我一眼，「那个死刑犯是当年你跟亚克抓进去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笑了笑，「关于这个，说来话长了。」
「到比克曼最少要一个半鐘头，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
「换句话说，五年来你们没见过那个朋友一面，但确定他每年都有回来扫墓？」
「是啊。」我握住方向盘，「所以今年可能要麻烦你帮我们想想看，今年易千帆有可能躲在哪里？」
「这样啊－」王万里頎长的颈项缩进黑色风衣的翻领内。
原本纽约州的死刑在离曼哈顿北部的星星(singsing)监狱执行，1963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后，执行死刑的电椅搬到了比克曼镇的格林黑文(greenhaven)监狱。
监狱座落在城郊，维持混凝土原色，让人联想到军事堡垒的高墙跟守望塔，与四周碧绿的草原十分不搭配。我们抵达时夜色已深，只看得到守望塔上的灯光，还有正门停车场连串的车灯。
门口的停车场已经塞了八成满，我找个空位把车插进去，下车走到正门前的圆环。十几个身穿印有白色『终止死刑促进会』字样黑t恤的青年正站在正门前，挥舞着上面写着『政府杀人』之类文字的标语牌。
带头拿着扩音器的，是个瘦成皮包骨，留长发十来岁的年轻人，应该还是大学生：
『请市政府展现美国的善良~中止死刑~饶马里奥一命~』
齐亚克站在正门旁，朝我们挥手。
「你们来晚了。」他说。
「路上塞车。」我耸耸肩。
「毕竟已经二十几年没有执行死刑了嘛。」齐亚克下巴朝正门撇了撇，「走吧，我带你们进去。」
门口的狱警打开正门一角的小门，齐亚克带我们进去，在里面的柜台核对证件。
一个瘦高个子，一头乱发，大衣搭在右臂的熟悉身影站在柜台旁，正把手上的证件塞回西装口袋。
「这不是我们的检，察，官吗？」转头瞥见那个身影的齐亚克故意强调『检察官』这个字眼。
「齐组长，别消遣我了。」那个身影转了过来，「你很清楚，我只是助理检察官。」
五年光阴像看不见的铅锤，拉下菲利克斯.凯普的嘴角跟眼角。让他的脸多了点让人想保持距离的神气，和当年警校讲台上那个咄咄逼人的形象接近了一些。
他身上那件当年跟我们见面时穿的黑色西装，袖口有几处磨到可以隐约瞥见白色内衬，但是摺线烫得十分笔直。
「这位是－」他望向王万里。
「万里是我的同事。」
「我是前锋新闻的市闻版记者王万里，」王万里伸出手来，「报社跑法庭的同事说，您是下一任检察官的热门人选。」
「您就是王先生吗？检察官办公室里都说两位的报导写的不错，」凯普握住万里的手，「霍先生跟我是老朋友了。」
「是啊，我们两个的交情，跟里面等着坐电椅的那个差不多，」我朝凯普挑挑眉毛：「你女儿还好吧？」
「她今年五岁，」凯普拿出皮夹打开，一个身穿白色芭蕾舞衣的棕发女孩笔直站在里面夹着的相片上，试着把一隻脚跨上身旁的横桿，「今天晚上她的芭蕾舞学校公演，不过我要整理马里奥的案卷，只能让太太陪她。」
「菲利克斯，如果你每天都忙着案件的话，你会错过她们很多重要时刻的。」
一个瘦高个，肤色苍白，身穿黑西装的初老男子走了过来。
「我是利安达.佩奇，幸会。」他伸出手掌，握着的感觉乾瘦结实，像握住老橡树的枝叶。
「佩奇先生是办公室的检察官。」菲利克斯说。
「是齐组长吗？」他朝齐亚克伸出手，「五年前菲利克斯是按照我的指示办那件案子的，对于你们同事的遭遇，我很遗憾。」
「是吗？」齐亚克握住那隻手摇了摇，「恐怕现在有点晚了。」
「不过今天至少正义可以伸张，」利安达拿下扣在鹰鉤鼻上的夹鼻眼镜，收进口袋，「虽然只有很小一部份。」
「不过这一部份未免也太小了。」我说。
「现实有时是需要妥协的，」
「当年警校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要出门时同事才告诉我，上礼拜那个用中式菜刀砍死老婆的，你也跟他谈认罪协议。」齐亚克说。
「如果你们跟嫌犯一起移送的证据充足点，我根本不用跟他谈。」凯普说。
「很好的建议，下次抓到嫌犯问口供时，我会要同事把电话簿跟铁鎚拿出来。」
「是谁说要拿电话簿跟铁鎚的啊？」一个身影从里面走出来，五年来梅尔文的身材似乎愈来愈胖，把走廊对面的灯光都遮住了。
「这不是我们的大律师吗？」齐亚克说：「听说五年来你赚了不少，看来他们没乱讲。」
「一个刑事组长，不要动不动就讲像『电话簿跟铁鎚』这种字眼，被媒体听到可不是什么好事，」梅尔文咧开嘴，「提到媒体，想当年市警局可是把你们三个塑造成警队多元种族的代表，没想到一」
「没想到五年后一个残废了，一个被炒魷鱼了，剩下那一个混吃等死多年后，成了警局的万年米虫－你是不是想提这个？」
「别这样，当你们在冤枉、陷害无辜者的时候，我可是很辛苦在拯救他们呢。」他说：「跟你们比起来，光是这三年，我至少就拯救了三十个死刑犯。」
「三十个？」我说。
「是啊，这三年来全州的死刑犯审判，他几乎全包了，」凯普说：「甚至马里奥之前的上诉，也是委託他负责的。」
「不会吧？皮特曼有那么多身家让你花？」我问。
「我是西岸最出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可是有很多人提着装满钞票的皮箱还有支票簿，让我帮他们打官司的。」梅尔文举高右手扬了扬，露出手腕上镶满碎鑽的金表，「像这颗金表就是最近一个当事人，寄给我的谢礼。」
「是吗？那马里奥今天为什么会坐电椅？」齐亚克说。
「谁叫他没钱付律师费！」梅尔文哼了一声，「我的服务可是很贵的。」
「我想我们先进去吧。」菲利克斯.凯普望向通往执行室的走道，「我的实习生应该已经到了，让她一个人在里面等不大好。」
纽约，1985年
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昔日飞花今何在？)
longtimepassing.(悠长岁月匆匆逝)
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昔日飞花今何在？)
longtimeago.(遥想当年花开时)
－皮特.西格(peteseeger)，『昔日飞花今何在？(wherehavealltheflowersgone?)』
雨滴打在落地窗的玻璃，吃力地抓住滑溜溜的表面几秒鐘就往下滑，摔在五层楼底的柏油路面，只在玻璃留下一道扭曲的轨跡。
「士图。」站在落地窗前的我回过头，报社的搭档王万里站在办公桌前，手上拿着电话话筒，「亚克找你。」
我走上前接过话筒，「喂？」
「打了几通电话你都没接，还好吧？」
「没事，刚才看窗外下雨出了神，没听到电话铃声。」我转过头，雨水把对面大楼的黑色帷幕墙，渲染得像是磨光的大理石。
「看下雨？你什么时候那么间？」听筒里传出一声轻笑。
「找我什么事？」
「下个礼拜就是『那个日子』，还记得吗？」
瞄了桌上的日历一眼，叶慕华跟易子琦的五週年忌日，就在下个礼拜。
原来已经五年了。
「知道了，那天我会过去。」
「还要我安排人过去吗？」
齐亚克跟我每年这一天都会到史塔顿岛的墓园，祭扫叶慕华跟易子琦的坟墓，坐到晚上，再跑到警察局对面的咖啡厅喝一杯。
易千帆自从五年前在法院告别后就音讯全无，不过呢，每年那一天早上，我们两人带着花束跟祭品走到坟前，都会在两人墓碑前发现一束玫瑰花，有几年玫瑰花瓣上还有露珠。
第二年开始，我们前一天就躲在附近的墓碑、树木、甚至是刚挖好的墓穴里，指望是否能遇到前来上坟的易千帆。
去年齐亚克还拿在中城的高级餐厅请客，第一个发现易千帆的人外加红白酒无限量开瓶喝到饱当饵，拜託警局里的十几个同事在墓园等了两个晚上。
那两晚我们抓到几个以为警察绝对不会跑到坟场巡逻的通缉犯，帮一些家庭找到他们失智在外流浪、逃学的亲人，跟准备收恋爱税的无赖打了一架，还打扰了部份躲在安静处谈心的情侣。
后来亚克收到其中几对情侣的喜帖，还有人要他在婚礼致词。
局里不得不以局长的名义发布新闻稿，宣称这是经过长期规划后，成功执行的『突击扫荡行动』。至少让亚克高级餐厅跟红白酒的帐单有地方报帐。
但我们还是没发现易千帆的踪影。
「我看算了，」我说：「我们不是常讲他的思考永远比别人快二十步吗？只要他不想让人找到，安排再多人恐怕都没用。」
「那可不一定，你手上不是也有王牌吗？」
「你说万里？」我朝刚走出总编辑办公室的搭档一瞥，「好主意，我跟他提看看。」
王万里是早我一年进入报社的文字记者，瘦高个子配上一袭扣得严实的英式风衣，让他看起来更高，略显蓬乱的浓密黑色直发下是瘦削而线条分明的脸庞，如果大学办公室长廊墙上那些油画里托腮思考的学究有一天走出画框站在面前，大概就会像这样。
我们两人平时在报社跑刑案新闻，採访每个当事人，王万里写稿，我负责拍照，然后刊登在报纸上。
有时这个流程会稍稍更动一下，变成我们採访每个当事人，王万里指出犯人是谁，我们两个人抓住顽抗的犯人，丢给齐亚克去开记者会，然后王万里写稿，我负责拍照，把案情刊登在报纸上。
託比我早一年进入报社搭档的福，后一种情况还满常见的。
「那就拜託了。」
「我才要拜託你，今年可不可以带花就好，不要带那些希奇古怪的东西？」
齐亚克每年上坟时除了带花，还会为子琦带个洋娃娃、家家酒玩具、小洋装之类小女孩喜欢的玩意，放在她的坟头上，开车回警局的路上，我会照亚克指示停在路边，让他把小玩意塞给某个跟子琦年纪差不多的小女孩。
「我昨天才买了个日本小学生用的书包，还是粉红色的。」
「我只是不想那一带又多了个都会传说，提到某个会乱塞礼物给小女孩的怪叔叔之类的。」
「你是说圣诞老公公吗？」听筒另一头的齐亚克停了一下，「对了，有个老朋友明天午夜要离开纽约，你跟万里要不要过来送他一程？」
「哪个老朋友那么急着走？」我的视线滑过办公桌上几天前的旧报纸，「我懂了，帮我们留个位置。」
「我会安排。」
「谢谢，晚上见。」
我掛上电话，王万里刚走到对面的办公桌。
「有什么事？」他问。
「州长签准了马里奥.莫顿的死刑执行令，明天午夜执行，」我拿起旧报纸递给他，上面的标题写着：马里奥上诉遭驳回。「齐亚克答应留两个媒体见证人的位置给我们，明天有空吗？」
「没问题，」王万里瞄了我一眼，「那个死刑犯是当年你跟亚克抓进去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笑了笑，「关于这个，说来话长了。」
「到比克曼最少要一个半鐘头，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
「换句话说，五年来你们没见过那个朋友一面，但确定他每年都有回来扫墓？」
「是啊。」我握住方向盘，「所以今年可能要麻烦你帮我们想想看，今年易千帆有可能躲在哪里？」
「这样啊－」王万里頎长的颈项缩进黑色风衣的翻领内。
原本纽约州的死刑在离曼哈顿北部的星星(singsing)监狱执行，1963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后，执行死刑的电椅搬到了比克曼镇的格林黑文(greenhaven)监狱。
监狱座落在城郊，维持混凝土原色，让人联想到军事堡垒的高墙跟守望塔，与四周碧绿的草原十分不搭配。我们抵达时夜色已深，只看得到守望塔上的灯光，还有正门停车场连串的车灯。
门口的停车场已经塞了八成满，我找个空位把车插进去，下车走到正门前的圆环。十几个身穿印有白色『终止死刑促进会』字样黑t恤的青年正站在正门前，挥舞着上面写着『政府杀人』之类文字的标语牌。
带头拿着扩音器的，是个瘦成皮包骨，留长发十来岁的年轻人，应该还是大学生：
『请市政府展现美国的善良~中止死刑~饶马里奥一命~』
齐亚克站在正门旁，朝我们挥手。
「你们来晚了。」他说。
「路上塞车。」我耸耸肩。
「毕竟已经二十几年没有执行死刑了嘛。」齐亚克下巴朝正门撇了撇，「走吧，我带你们进去。」
门口的狱警打开正门一角的小门，齐亚克带我们进去，在里面的柜台核对证件。
一个瘦高个子，一头乱发，大衣搭在右臂的熟悉身影站在柜台旁，正把手上的证件塞回西装口袋。
「这不是我们的检，察，官吗？」转头瞥见那个身影的齐亚克故意强调『检察官』这个字眼。
「齐组长，别消遣我了。」那个身影转了过来，「你很清楚，我只是助理检察官。」
五年光阴像看不见的铅锤，拉下菲利克斯.凯普的嘴角跟眼角。让他的脸多了点让人想保持距离的神气，和当年警校讲台上那个咄咄逼人的形象接近了一些。
他身上那件当年跟我们见面时穿的黑色西装，袖口有几处磨到可以隐约瞥见白色内衬，但是摺线烫得十分笔直。
「这位是－」他望向王万里。
「万里是我的同事。」
「我是前锋新闻的市闻版记者王万里，」王万里伸出手来，「报社跑法庭的同事说，您是下一任检察官的热门人选。」
「您就是王先生吗？检察官办公室里都说两位的报导写的不错，」凯普握住万里的手，「霍先生跟我是老朋友了。」
「是啊，我们两个的交情，跟里面等着坐电椅的那个差不多，」我朝凯普挑挑眉毛：「你女儿还好吧？」
「她今年五岁，」凯普拿出皮夹打开，一个身穿白色芭蕾舞衣的棕发女孩笔直站在里面夹着的相片上，试着把一隻脚跨上身旁的横桿，「今天晚上她的芭蕾舞学校公演，不过我要整理马里奥的案卷，只能让太太陪她。」
「菲利克斯，如果你每天都忙着案件的话，你会错过她们很多重要时刻的。」
一个瘦高个，肤色苍白，身穿黑西装的初老男子走了过来。
「我是利安达.佩奇，幸会。」他伸出手掌，握着的感觉乾瘦结实，像握住老橡树的枝叶。
「佩奇先生是办公室的检察官。」菲利克斯说。
「是齐组长吗？」他朝齐亚克伸出手，「五年前菲利克斯是按照我的指示办那件案子的，对于你们同事的遭遇，我很遗憾。」
「是吗？」齐亚克握住那隻手摇了摇，「恐怕现在有点晚了。」
「不过今天至少正义可以伸张，」利安达拿下扣在鹰鉤鼻上的夹鼻眼镜，收进口袋，「虽然只有很小一部份。」
「不过这一部份未免也太小了。」我说。
「现实有时是需要妥协的，」
「当年警校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
「我要出门时同事才告诉我，上礼拜那个用中式菜刀砍死老婆的，你也跟他谈认罪协议。」齐亚克说。
「如果你们跟嫌犯一起移送的证据充足点，我根本不用跟他谈。」凯普说。
「很好的建议，下次抓到嫌犯问口供时，我会要同事把电话簿跟铁鎚拿出来。」
「是谁说要拿电话簿跟铁鎚的啊？」一个身影从里面走出来，五年来梅尔文的身材似乎愈来愈胖，把走廊对面的灯光都遮住了。
「这不是我们的大律师吗？」齐亚克说：「听说五年来你赚了不少，看来他们没乱讲。」
「一个刑事组长，不要动不动就讲像『电话簿跟铁鎚』这种字眼，被媒体听到可不是什么好事，」梅尔文咧开嘴，「提到媒体，想当年市警局可是把你们三个塑造成警队多元种族的代表，没想到一」
「没想到五年后一个残废了，一个被炒魷鱼了，剩下那一个混吃等死多年后，成了警局的万年米虫－你是不是想提这个？」
「别这样，当你们在冤枉、陷害无辜者的时候，我可是很辛苦在拯救他们呢。」他说：「跟你们比起来，光是这三年，我至少就拯救了三十个死刑犯。」
「三十个？」我说。
「是啊，这三年来全州的死刑犯审判，他几乎全包了，」凯普说：「甚至马里奥之前的上诉，也是委託他负责的。」
「不会吧？皮特曼有那么多身家让你花？」我问。
「我是西岸最出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可是有很多人提着装满钞票的皮箱还有支票簿，让我帮他们打官司的。」梅尔文举高右手扬了扬，露出手腕上镶满碎鑽的金表，「像这颗金表就是最近一个当事人，寄给我的谢礼。」
「是吗？那马里奥今天为什么会坐电椅？」齐亚克说。
「谁叫他没钱付律师费！」梅尔文哼了一声，「我的服务可是很贵的。」
「我想我们先进去吧。」菲利克斯.凯普望向通往执行室的走道，「我的实习生应该已经到了，让她一个人在里面等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