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厚武薄文的汗国
蒙古人是长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几乎全部溶解在歌声里，远古“乐”教传统比汉民族延绵得更为长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论是酋长，还是僧侣或者牧人。以至于他们的善饮，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有更多放歌的豪兴；他们的嗜肉，似乎只是为了使他们体魄更为健壮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内灼烤出西方式的美声和共鸣。他们放牧时骑在马背上的悠闲，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则为他们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时光，为一切辛劳的农耕民族所缺少。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一二零六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汗登基，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终于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诵，加上接近朗诵的诗化日常口语，构成了他们的语言，构成了他们历史上最主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甚至没有文字，不觉得有什么书写的必要。
俄国诗人普希金端详过这个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但这并不妨碍蒙古深刻地改变过俄国，在很多西欧人的眼里，粗犷强壮的俄国人已经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欧洲人。这也不妨碍蒙古深刻改变过中国，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朴拙的北方人同样眼生，不过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国人。蒙古的武艺甚至越过了日本海，成为了相扑（摔跤）和武士道传统的源头；甚至越过了白令海峡，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来美国人的“牛仔风格”。他们的长调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记忆中和乐谱上。俄国音乐中的悲怆，中东音乐中的忧伤，中国西部信天游（陕甘）、花儿（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乐素材中的凄婉，很难说没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鲁伦流域的寒冷。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到西伯利亚流行的sonnet（商籁体诗歌），深深藏在蒙语词汇中，很难说没有注入过蒙古牧人滚烫的血温。
北半球这种泛蒙古的大片遗迹，源头十分遥远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认的，只是公元一二零六年的“库里尔台”，即蒙古各部落统一后的酋长会议。成吉思汗登基，热血在歌潮中燃烧，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动，骏马在歌潮中扬蹄咆哮，突然聚合起来的生命力无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为一片失控的风暴。后世史学家们的笔尖每到此处也为之哆嗦。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剥夺他们，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上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于是一个散弱的民族从漫长的沉默历史中崛起，以区区不过百万的总人口，区区不过十二万的有限兵力，竟势如破竹横扫东西南北，先后击溃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罗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铁骑践踏在莫斯科、基辅、萨格勒布、杭州、广州、德里、巴格达、大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亚得里亚海岸。人类史上一个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随着他们似乎永不停止的马蹄和永不回头的尘浪，突然闪现在世人眼前，几乎没收了全部视野。
巴格达城破之时，除了极少数熟练工匠留下来，八十万居民被屠杀殆尽。征服者比虎豹还要凶猛和顽强，可以举家从军，在缺吃少眠的情况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扫荡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卧雪，仅靠一点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擞地跨越高加索山脉。他们的皮袋既可以储水，又可以充气后用来过河，再加上炼铁技术提供的一点马蹄掌、弓弩、钩矛和钉头锤，这一类简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们永远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见马修·帕里斯的《英国史》，1852）。他们是一支歌手组成的军队，因此习惯于激情的喷发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关心学问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战规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辎重。相反，他们的后勤永远在前方，在敌人的防线那边，是等待他们去劫掠的一切粮草、牲畜、财宝以及俘虏，是全世界这个取之不尽的大库房。
这些身披兽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说着异族人谁也听不懂的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群不知来历莫知底细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国，治国则不可无文。一个厚武而薄文的帝国，体积庞大得口耳难以相随，首尾难以相应，恐怕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篷里的人”，从而将部分突厥人纳入自己的营垒，但知识与人才还是远远不够。于是阿拉伯人被用来管理贸易和税收，中国人被用来操作火炮和医药，擅长交际的欧洲人则被遣去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其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给忽必烈大汗当了多年使臣，还在扬州当上地方官。蒙古大汗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对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无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这样写着：“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这一段汉文读来如同天书。其实“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达识蛮”是指伊斯兰教徒。“每”相当于“们”。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不论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告天祝寿的就统统念起来吧。
这里的多元共存态度，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杂乱的行文，愣头愣脑的口吻，如同街头巷尾的大白话，驱牛逐马时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气，完全暴露了帝国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体统和气象？事实上，帝国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无法设防而且比比破绽，以弓矛开拓的疆土，最终难逃来自异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经过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暂的强盛，一个不擅长文字的民族，一个缺少思想家和学术典籍的民族，从而也就缺乏成熟国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领区的其他族群同化，在习俗、语言以及人种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国也大体上一分为三：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尊奉伊斯兰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国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别尔克的俄罗斯金帐汗国则部分引入了东正教。各大汗国之间争权内战，腥风血雨，最终耗竭了帝国的生命，一只军事恐龙在文化四面合围之下终于倒毙。
像一道闪电，帝国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结束得太快，连当事人也来不及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数学人，对于大多数牧人来说，这一段历史如真如幻，似有似无，扑朔迷离，支离破碎，只是草原长调中增加了一则血色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