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章 额度高了？
“为何不可？难道朕定的这额度高了吗？朕觉得不高啊！”
朱由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反问道：“本朝幅员辽阔，人口繁茂，可每年岁入也就几百万两银子而已，朕定一万两的最高额度砍头有何不对？难道这定罪不以国库岁入为准，还能用其他东西定论吗？”
“况且，这可是一万两银子啊！朕不用杀头来震慑那些贪官污吏，日后必然又会让这些人死灰复燃的。”
对面殿内的那些阁臣听后，顿时哑然，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朱由校的话了。
诚然，一个人贪污一万两银子，确实对比国库而言，有些多了。
但对于他们这些内阁辅臣来说，他们能爬到今天这个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参与到贪污受贿的事情上的话，随便一次简单的贪污受贿，那都得一万两起步了，而且这还是友情价了！
若是他们真的同意朱由校这话，把贪污受贿杀头的最高额度定在了一万两的额度上的话，那不是要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吗？
他们能爬到内阁阁臣的位置，个个都是人精，自然不会干这种蠢事，所以都在拒绝。
见周围众人都不回话，而后看着自己，叶向高知道身为东林党魁，内阁首辅，他必须要在这时候出头了。
当下，叶向高回道：“回禀陛下，贪污受贿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难！”
“所以，治理贪污受贿，与定最高贪污额度，杀头不杀头，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因为杀的再多，依旧禁不了。”
“这一点，太祖高皇帝时，杀了那么多贪官，可贪污受贿至今依旧没有禁止，足可见想要解决此事，靠杀头震慑贪官污吏，是没用的。”
“而臣以为，我朝贪污受贿之所以屡有发生，还是因为官员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当官后，掌握权利，一旦有机会接触钱财，必然会贪污受贿。”
“故而，臣觉得，陛下若想根治这贪污受贿之风，当从官员的品性出发，选出有君子之风的人才为官，这必然会令贪污受贿之风断绝。”
听了叶向高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朱由校并未立即回话，脸作深思状，像是在想着什么一样。
其实，内心里，朱由校是在观察着殿内这群阁臣。
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朱由校心里冷笑，朕不过是想待会好好吓你们说了这个话，没想到大招还没放，倒先把你们吓出冷汗了。
当然，朱由校心里也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怕。
试问一下，在场的哪一个阁臣，自己没点龌龊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数当官后，家里无论穷得还是富得，基本上财产都暴富了，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猜猜也就猜到了。
对于这些，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其实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担心戳破事情，会让固有的朝廷格局瘫痪不稳，引发乱子，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装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时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许他们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里，他们都一心以为皇帝不清楚而已，纯粹是给自己找个心里安慰，所以但凡心里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这些东西的，因为说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很多贪污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贪污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谓的防微杜渐，皇帝是知道这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后期，官员贪污成性时，皇帝动不了官员，也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民间捞钱了，毕竟官员贪的钱，多数原本就该是皇帝的。
说来，贪污受贿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不过到了明代，这种毒瘤却渐渐演变成了整个社会舆论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国之初，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就已侵蚀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肌体。
不过，由于朱元璋吸取了伪元灭亡的教训，加之他的贫苦出身，深知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反贪运动，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贪污腐化现象的孳生和进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可是到了中后期，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直接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存亡。
随着政治的腐败，加之商品经济的刺激，明中期之后贪贿现象日益严重，早在处于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统年间，贪贿腐化现象就已死灰复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正德、嘉靖两朝以后，则社会舆论大变，认为不贪污为无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贪官，他把持朝政，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
江苏江阴县富家子弟徐颐，胸无点墨，因向王振行贿而当上了中书舍人，京师人们称之为“金中书”。
地方官朝谨也必须向王振行贿，史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得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
但这时，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数官员仍能廉洁自律，纵有个别贪贿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后，随着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当时，“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官场中的吃喝风、行贿受贿风也愈演愈烈，官员之间经常“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
本朝大诗人谢肇浙便对官场的吃喝风时说过：官吏富豪“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而吃喝风的盛行又进一步助长送礼行贿之风的蔓延，到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要说这些事情，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报网的锦衣卫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大明中后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毕竟，于上位者而言为了政局稳定，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真要是严格审查的话，恐怕整个国家体系就会崩了。
朱由校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反问道：“本朝幅员辽阔，人口繁茂，可每年岁入也就几百万两银子而已，朕定一万两的最高额度砍头有何不对？难道这定罪不以国库岁入为准，还能用其他东西定论吗？”
“况且，这可是一万两银子啊！朕不用杀头来震慑那些贪官污吏，日后必然又会让这些人死灰复燃的。”
对面殿内的那些阁臣听后，顿时哑然，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朱由校的话了。
诚然，一个人贪污一万两银子，确实对比国库而言，有些多了。
但对于他们这些内阁辅臣来说，他们能爬到今天这个地步，一旦真的管不住自己，参与到贪污受贿的事情上的话，随便一次简单的贪污受贿，那都得一万两起步了，而且这还是友情价了！
若是他们真的同意朱由校这话，把贪污受贿杀头的最高额度定在了一万两的额度上的话，那不是要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吗？
他们能爬到内阁阁臣的位置，个个都是人精，自然不会干这种蠢事，所以都在拒绝。
见周围众人都不回话，而后看着自己，叶向高知道身为东林党魁，内阁首辅，他必须要在这时候出头了。
当下，叶向高回道：“回禀陛下，贪污受贿是禁不了的，朝廷要想根治此事，难！”
“所以，治理贪污受贿，与定最高贪污额度，杀头不杀头，其实没有太多关系，因为杀的再多，依旧禁不了。”
“这一点，太祖高皇帝时，杀了那么多贪官，可贪污受贿至今依旧没有禁止，足可见想要解决此事，靠杀头震慑贪官污吏，是没用的。”
“而臣以为，我朝贪污受贿之所以屡有发生，还是因为官员品性不好，品性不端者，当官后，掌握权利，一旦有机会接触钱财，必然会贪污受贿。”
“故而，臣觉得，陛下若想根治这贪污受贿之风，当从官员的品性出发，选出有君子之风的人才为官，这必然会令贪污受贿之风断绝。”
听了叶向高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朱由校并未立即回话，脸作深思状，像是在想着什么一样。
其实，内心里，朱由校是在观察着殿内这群阁臣。
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朱由校心里冷笑，朕不过是想待会好好吓你们说了这个话，没想到大招还没放，倒先把你们吓出冷汗了。
当然，朱由校心里也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怕。
试问一下，在场的哪一个阁臣，自己没点龌龊事情，而大明的文官，除了少部分人外，多数当官后，家里无论穷得还是富得，基本上财产都暴富了，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猜猜也就猜到了。
对于这些，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其实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没人去戳破此事，皇帝是担心戳破事情，会让固有的朝廷格局瘫痪不稳，引发乱子，这也是朱由校今天故意装作不知，提起朱元璋时的反腐的原因。
而文官，是明知而不知，或许他们猜到皇帝知道，但在心里，他们都一心以为皇帝不清楚而已，纯粹是给自己找个心里安慰，所以但凡心里有鬼的文官，是很少在皇帝面前提这些东西的，因为说不得就把事情扯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很多贪污大案，都是案子出了，朝廷才查的。
在贪污一事上，到了如今，所谓的防微杜渐，皇帝是知道这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到了大明中后期，官员贪污成性时，皇帝动不了官员，也只能想方设法的去民间捞钱了，毕竟官员贪的钱，多数原本就该是皇帝的。
说来，贪污受贿一直是孳生在封建王朝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不过到了明代，这种毒瘤却渐渐演变成了整个社会舆论中的非常合理的存在。
在大明建国之初，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就已侵蚀着这个新生政权的肌体。
不过，由于朱元璋吸取了伪元灭亡的教训，加之他的贫苦出身，深知贪官污吏为害之烈，因此采取“重典治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反贪运动，从而极大地抑制了贪污腐化现象的孳生和进一步繁衍，使大明前期一百年中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可是到了中后期，贪污受贿这颗毒瘤已扩散到封建王朝肌体的全身，直接严重地威胁到明政权的存亡。
随着政治的腐败，加之商品经济的刺激，明中期之后贪贿现象日益严重，早在处于明代前中之交的正统年间，贪贿腐化现象就已死灰复燃。
正德、嘉靖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正德、嘉靖两朝以后，则社会舆论大变，认为不贪污为无能。
比如，大宦官王振就是英宗著名的大贪官，他把持朝政，公开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
江苏江阴县富家子弟徐颐，胸无点墨，因向王振行贿而当上了中书舍人，京师人们称之为“金中书”。
地方官朝谨也必须向王振行贿，史载：“每觐期，振不问何品官，能具礼者，多至千金，少则百，悉得达，然必千金始得一醉饱而出，门昼夜不得合。”
但这时，除王振及其走狗外，大多数官员仍能廉洁自律，纵有个别贪贿分子，也只能“暮夜而行，潜灭其迹，犹恐人知”。
而至正德、嘉靖以后，随着政治的进一步腐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当时，“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
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官场中的吃喝风、行贿受贿风也愈演愈烈，官员之间经常“具糖席，张嬉乐，具宾主纵饮，夜分而罢”。
本朝大诗人谢肇浙便对官场的吃喝风时说过：官吏富豪“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
而吃喝风的盛行又进一步助长送礼行贿之风的蔓延，到了“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要说这些事情，手中握有遍布天下的情报网的锦衣卫的大明皇帝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大明中后期的皇帝都清楚，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毕竟，于上位者而言为了政局稳定，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真要是严格审查的话，恐怕整个国家体系就会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