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名将:一个历史学家的排行榜_分卷阅读_13
  嘉平三年(251)正月,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七十岁的吴主孙权,为了防备魏军在自己万一去世之后,直捣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下令动员十万人丁,在正对建业的长江北岸,一处名叫堂邑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筑起堤坝堵塞当地一条叫做涂水的河流,以淹没北岸大片地区。王凌得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大举出兵反击。他的想法是:只要从中央得到调兵的虎符,即可借机举兵起事。
  他的上奏,当然得不到司马懿的批准。王凌无可奈何,只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由于心情急切,王凌走出了相当草率的一着。这是一着什么棋呢?
  原来,新任兖州刺史已经来到平阿,其人叫做黄华。黄华本是凉州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的地方势力首领,多年之前曾经割据酒泉,与曹魏政府对抗。后来山穷水尽,举手投降,从此改换门庭入了正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他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个兖州刺史的职位。就是这样的角色,王凌竟然想争取他来做令狐愚第二。黄华到职不久,王凌派心腹杨弘去平阿,劝说黄华参加自己的行动。殊不知杨弘没有说服黄华不说,反而和黄华联名写了一封检举报告,连夜送往京城洛阳。司马懿收到检举报告,认为动手的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下令,调集数万中央军的精锐兵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灭王凌。
  这年五月,司马懿悄悄率军出发。为了保持机密性,连往常他出兵时,天子要亲临送行这一项表示殊荣的仪式也取消了。大军离开洛阳,登上舟船,经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扬帆南下,急行军八百多里,来在豫州汝南郡项县以北十里处的百尺堰(在今河南省沈丘县)。这百尺堰,是曹魏在颍水屯田区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由百尺堰再沿颍水顺流而下,三四天内即可抵达王凌所在的寿春城下(今安徽省寿县)。司马懿进至百尺堰,对寿春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后,下令暂停进军,准备向王凌实施攻心之术。
  他先以朝廷名义下达公开文书,在列举王凌诸般罪状之后,又宣布对王凌的罪行加以特赦,算是威恩并举。同时,他又命令随军前来的王广,写信劝告自己的老父亲,早日主动向朝廷谢罪,不要负隅顽抗。朝廷的文书与王广的家信,立即由特使送达王凌。特使出发后,司马懿传令各军,作好全力进攻寿春城池的准备。
  在王凌那一方面,司马懿的大军还未到达百尺堰时,他已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直到这时,他都还不知道杨康已经在京城告发了自己;而黄华和杨弘,把联名上交检举报告之事,也对他隐瞒得滴水不漏。因此,王凌虽然怀疑司马懿来意不善,但又总觉得对方未必就知道自己的底细。于是,他一面派出快马驰往百尺堰方向,送去向司马懿问候致意的书信,企图探明对方动兵的意向,一面又动员本部上万兵马,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率领幕僚和数百精锐亲兵,由寿春乘轻舟溯颍水而上,就近等候使者带回消息之后,好尽快决定对策。
  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城池三百里有余,三封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多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先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扬州战区指挥长官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的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锐好几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夹攻。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果想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清楚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中军民玉石俱焚的结果之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王凌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的地方(在今河省沈丘县)。丘头在百尺堰以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旄,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旄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大意是说,我犯罪本当受刑,却承蒙您的赦免和原谅;现今派遣下属送上我的官印,我会按照皇上诏书的指示,捆绑自己前来归案;虽然您私人对我施予恩惠,但是承受官方法律的处置是我的本分。
  这就是王凌的举手投降书。司马懿率领数万兵马急速前行上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三字。他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接受投降,如同抵御敌人,这是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十多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小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司马懿的幕僚上船,为他解开绳索,穿上衣裳,并且问候致意。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了。
  王凌受到这样温和的待遇,松了一口大气。他以为这是司马懿真正将要赦免他的表示,就下到旁侧的一艘小船,要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不料小船行驶到距楼船还有十多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飞快上前,把他的小船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着楼船上的司马懿,大声说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您只消用简短书简召唤我,我难道敢不来吗?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啊!
  高坐船楼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因为您不是简短书简所能召唤来的人呀。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愤然指责道:“卿负我!”您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负卿,不负国家!”我宁可对不起您,也不能对不起皇上!请注意,此处司马懿口中的“国家”,是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指正在位的皇帝,而非政治的体制,这是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独到之见。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子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就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自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一支铁骑兵队伍在此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问罪。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自己的生死如何,便向骑兵队长索要钉棺材盖板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年将八十,竟然身名并灭了!”说完之后,断然仰头喝下毒药而死。
  以王凌为首的反抗力量,到此被彻底消灭。但是,就在三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七十三岁的司马懿,也病死在洛阳,到阴间去同老朋友王凌见面相会了。
  淮扬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但是司马懿的用兵特色,依然清晰显现出来。在做好最坏打算的情况下,尽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他惯用的策略。换言之,尽量在斗智上下功夫,而不在斗力上费力气。以往对付诸葛亮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更是如此。在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用兵中,他就用这样的收官表演,告别了历史舞台。撇开道德上的拷问和衡量,单单就沙场用兵的军事才能而论,综合他在辽东之战和其他战场的表现,他应当评为曹操之后,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也正是凭借军事上的战功积累,他也才能逐渐掌控曹魏后期的朝廷大权,为后来司马氏的代魏奠定了基础。
  总的说来,司马师代魏的过程,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每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鲜血不仅来自大量无辜的平民和俘虏,而且来自在位的年轻皇帝。这种动辄就使用灭绝生命来解决问题的野蛮手段,连他们的后代子孙,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之后也惊讶羞惭不已,长叹说:“如果是这样,皇朝的命运怎能长久啊!”司马绍所指的短命皇朝,就是西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定会受到严厉惩罚,而且老天爷往往还用极其公平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司马氏受到的惩罚,到西晋皇朝的第二代就迅速兑现。太熙元年(290)四月,五十五岁的晋武帝死亡,儿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晋惠帝生母的堂妹杨皇后,升为皇太后;其生父杨骏,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晋惠帝的妻子贾氏,则被立为皇后。一年之后的三月间,三十四岁的贾皇后有样学样,挥起屠刀搞政变,杨骏及其心腹下属均被诛杀三族,皇太后杨氏被逼自杀。六月间,贾皇后又将屠刀对准司马氏家族自身,先后诛杀辅佐朝政的亲王司马亮、司马玮。接下来,执掌朝政的赵王司马伦,又废黜逼死贾皇后,夺取了皇帝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宗族亲王之间的血腥夺权大战,即“八王之战”,导致西晋皇朝的迅速覆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短命统一皇朝。野蛮践踏生命者,最终使自己后代的生命也受到无情践踏。这正是:
  好生之德谁无视,报复循环在眼前!
  关于司马懿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战将型名将的第一名邓艾。
  战将型名将第一名——邓艾
  从功劳贡献来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促进;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
  一 草根俊杰
  本节出场的这一位,是一位非同凡响的曹魏将领:从功劳上说,他一举消灭了蜀汉政权,为历史走向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人生奋斗来说,他从孤苦贫穷的农村放牛娃,努力奋斗变成战果辉煌的一代名将,其励志奋斗史,又是对草根底层的深刻启迪。他,就是曹魏极具个性色彩的名将邓艾。但是很可惜,后世对他的了解和认识,至今还存在不小的偏差,所以需要好好对他作一番介绍。那么邓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通过怎样的努力,改变了自己艰难的处境?改变处境之后,他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有何突出的表现?他又如何脱颖而出,变成了蜀汉主帅姜维的大克星呢?
  邓艾字士载,东汉荆州棘阳县(棘阳县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氏。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记载,他的出身,是社会最底层的草根。草根到什么样子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首先,他家的经济情况很差。很早就死了爹,没有顶梁柱。在当地过不下去,被迫流浪到异乡找生路,到了东边几百里外的豫州襄城县(今河南省襄城县),被当地政府强制性收容,当了史书所说的“典农部民”。也就是曹操屯田区的农民。
  其次,他家的社会地位太低。当时曹操地盘上的自耕农民,已经是社会的底层;而屯田区的农民,地位比普通的自耕农民还要低,相当于半农奴。低在哪里呢?一是被剥削得更厉害。曹操为了解决战乱时期粮食紧缺的难题,把流浪的民众,强行按照军队的组织系统,安置在公家的荒地上耕种。收获的粮食与政府分成:使用公家耕牛的,四六开,公家得六成,你只得四成;不用公家耕牛的,对半开,各得五成。但这只是表面上或形式上的规定,实际上的分成,屯田农民还要更吃亏,比起耕种自己土地的自耕农来,其负担要重好几倍。二是人身自由还受限制,不像自耕农民,有随意行动的自由。既然是半农奴,就要实行军事化管理,把你和土地捆绑在一起;如果胆敢逃亡,抓到就砍脑袋,而且连妻子、儿子一起砍。
  邓艾就出生在这样不幸的草根家庭里,小时候当过放牛娃,还给人赶过车。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他怎么办呢?他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走邪门歪道,而是认准一条路,去同命运抗争。他认准的这条路,就是前面讲吕蒙时说到的八个字,读书充电,增强力量。不过,吕蒙读书充电,是从进入军队当将领的青年时期才开始,而且还是在孙权的严格督促之下才认真照办的。相比之下,邓艾就不一样了,小小少年时已经开始读书,而且完全出于自觉自愿,实在是难得。他的发奋努力,终于取得效果,他被本地的典农都尉,评比公布为“都尉学士”,相当于拿到正式的学历证书了。当时管理曹魏屯田民众的军事化官员,与县一级相当的是典农都尉,与郡一级相当的是典农中郎将。所谓“都尉学士”,也就是县级屯田区的学习标兵。当了学习标兵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可以不放牛了,不赶车了,不下田干活了,还可以到典农都尉的办事机构,去坐办公室当白领办事员。
  但是很可惜,一个天生的生理缺陷又限制了他,使他没有能够当上白领、骨干、精英,即现今说的“白骨精”。原因是他口吃,于是他被安排去当“稻田守丛草吏”,就是在稻田里边看守稻草堆的办事员。你不是说话结巴吗?去对一座座稻草堆说吧,再结巴也没有关系。显然,这个安排很有点挖苦人。但是,邓艾从小在逆境当中长大,抗压能力没得说,这种打击对他来说是小意思。他依旧发奋读书充电,增强自身能力,而且把重点放在用兵本领的培养上。为什么呢?我说话结巴,当耍嘴皮子的文官受到限制,那小爷我将来就去当靠智慧、靠勇敢的将军,带兵打仗,彻底改变处境。从此,他每到一处地方,就会运用学到手的兵法知识,观察高山大湖,指指点点,说这里可以安营扎寨,那里可以派兵埋伏,如何如何。旁人见了总是嘲笑他,说他脑子有病。他也毫不在意,他想:你们这些小燕雀啊,哪里知道我的鸿鹄之志啊!有句话叫做——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放在他身上,就是不想当将军的放牛娃,就不是好放牛娃了。
  邓艾如此发奋努力,他会实现自己改变处境和命运的愿望吗?他又碰上了一位什么样的贵人,帮他实现了处境和命运的改变呢?
  东汉以来,全国上百个郡的行政长官,每年都要在规定时间,派下属前往京城洛阳,向中央上报当年本郡各方面的重要统计数据,包括人口增长的统计,土地开垦的统计等等。这一项重要制度,专门名词叫做“上计”,即上报数据统计。承担此项职责的下属,则称为“计吏”。对于各个郡的长官而言,这是向中央直接汇报本人政绩,事关本人的乌纱帽和前程,所以照例要选拔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来担此“计吏”的重任。对于朝廷而言,由于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中央的执政大臣,曹魏当时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往往会参与数据汇报的会议,并且提出询问。除了关心国事的动机,执政大臣还有私人的考虑。什么考虑呢?原来,当时的三公,具有一项特权,史书叫做“开府自辟僚属”。凡是当上了三公的,都可以开设自己独立的办公厅,其中的下属办事官员,都由三公自行任命,无需经过中央的人事部门。这一项特权,就为三公发展自己的嫡系势力,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当时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发展自己的势力有两条常用的办法,一是收门生,二是收下属。曾经当过下属的,叫做“故吏”,以后无论做到多大的官,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后来的蒋介石先生,不仅当军校校长,广收门生,而且还把军校的学生,大量任命为自己的下属将领,成为故吏,就是从这儿学来的招数。由于前来中央汇报的,都是地方各个郡精挑细选出来的得力干员,所以参加汇报会,从中发现人才,收为自己的下属,就是三公发展自己势力的常用手段。而通过“上计”进入中央当官,也成为仕途高升的另一条通路。
  邓艾所在的郡一级屯田区,长官叫做襄城典农中郎将,照例也要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央统计汇报会。但是这一年,长官犯了难,因为选来选去,选不出符合上面三个条件,即能力强、口才好而且对自己忠心的下属,去进京汇报。最后,他的眼睛落在邓艾的身上,此人虽然口才差一点,能力和忠心却是绰绰有余,进京汇报即便得不到高分,却也绝对不会捅出大娄子。好,就是他了。但是,这位长官万万没有想到,邓艾进京汇报,不仅得了满分,而且还被一位政治强人看中,把他任命为自己的下属,直接提拔到京城当官了。
  这位政治强人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
  原来,此时的司马懿,正在中央朝廷,担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在汇报会上,看到这个邓艾,不仅对本屯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有宽广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而司马懿当时,又与自己的政敌,担任大将军的曹爽,明争暗斗,所以正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对邓艾这样的人才,他还能放过吗?于是,司马懿赶紧发出任命书,任命邓艾为自己太尉府的下属。从此,邓艾脱离了艰难的底层处境,开始展翅高飞。
  邓艾得到司马懿的贵人相助,开始大显身手,节节高升。那么处境发生变化之后,邓艾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有什么样的突出表现呢?
  在做官方面,他最突出的表现是向朝廷建议,在淮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为后来西晋攻灭孙吴完成统一,打好坚实的战略基础。邓艾到了司马懿的太尉府,并没有待多久。因为司马懿的本意,就是把他收为下属,正式确定老部下的关系之后,尽快放出去,到中央其他的要害部门去担任职务,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邓艾不久就到尚书台担任了尚书郎。而尚书台是中央的行政机构,实权很大,当时主要是在曹爽的控制之下。邓艾进尚书台任职,算是司马懿打进尚书台的一个卒子。
  邓艾一进尚书台,就提出一项重大建议。什么建议呢?
  在这时,曹魏有心扩大屯田的范围,积累粮食,为进攻和消灭孙吴提前做准备。但是在哪里扩大屯田,怎么样扩大屯田,曹爽手下的尚书台官员们,既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从来没有接过地气,所以都不敢接手这个烫手的项目策划。邓艾则不同,他不仅长期读书,具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屯田农民出身,而且经常把学到手的军事知识,用来指点江山,在这方面早就具有实践经验。邓艾立即接过这个项目,要好好露他一手。他很快离开京城洛阳,直奔东南,沿着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认真实地踏勘,一直踏勘到淮河之滨,回来就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他报告的原文,《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有详细记载,其要点有三:一是屯田区的扩大,就选在土地肥沃、水流充沛的淮河两岸,这是进攻孙吴时,我方大军的必经地带。二是要把这里的河渠系统,彻底加以改造,加宽加深再加固,使之具有双重的军事功能:平时排泄洪水消除水患,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从而保障军粮的增产和储备;对孙吴作战时,又可以作为漕运的干线通道,从而保障前方的军粮供应。三是专门安排五万军队,每年按照十分之二的比例,轮番让一万人回家休整,经常保持有四万人马在此屯田;六七年间,可以积累起十万精兵足够吃五年的粮食。凭借这样充足的储备,向孙吴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就胜券在握了。
  报告一交上去,立即得到军界元老司马懿的高度赞赏,认定这是一份极具长远战略眼光的重大军事策划,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结晶,不仅将之很快付诸实施,从此还对邓艾特别加以提拔重用,安排他到作战部队当中去大展身手。邓艾也没有辜负这个伯乐的赏识,进入军队后,当军事参谋当得出色,当领兵将领也当得出色。到了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执掌朝政的时候,邓艾已经升为讨寇将军,兼任汝南郡太守。这豫州的汝南郡,是一个很著名的大郡,能够当上这里的行政长官太守,说明邓艾已经开始在军政界崭露头角。
  在做人方面,他最突出的表现是懂得报恩。地位上升了,权力变大了,他却完全没有忘本。一到汝南郡的任上,他就要去完成一桩藏在心头很久的愿望。什么心愿呢?两个字:报恩。报谁的恩呢?“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他所管辖的汝南郡,就在襄城县屯田区的东边,两者紧紧相邻。当初他在屯田区看守稻田草堆的时候,一位同事的父亲,看他家里日子过得艰难,就经常给他经济上的资助。拿到资助的邓艾,有什么反应呢?《三国志》卷二十八《邓艾传》上记载了五个字:“艾初不称谢。”这里的“初不”,准确含义是完全不。他为何完全不道谢呢?这就是他为人的个性了:一是因为人家的恩情太大,话再多也无法表达心意,何况自己说话还结巴,干脆就来一个“大恩不言谢”。二是因为他当时就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现今不必说空话。好,现今我邓艾时来运转了,报恩的时候也到了。于是他来到屯田区,找到恩人的家。可惜那位同事的老父亲,早已死去。邓艾吩咐下属,代表自己到墓地上,隆重祭拜一番;又给同事的老母亲,献上一大笔钱财和生活用品;最后又举荐那位同事,担任自己以前当过的职务,也就是向中央汇报的“计吏”,从而使对方也有向上发展的机会。一句话,他知恩图报,是一个地位变了而良心完全没有变的人。老实说,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
  在做官和做人两方面都有突出表现的邓艾,后来被调往西部的关陇战区,从此成为蜀汉最后一位主帅姜维的克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正元二年(255)二月,司马昭接替病死的大哥司马师,执掌朝政。当年夏天,姜维欺负新上台的对手,统领数万大军,进攻曹魏的狄道县。这狄道县在今甘肃省的临洮县,位于洮河下游的东岸,是当时曹魏关陇战区的军事要塞之一。在洮河西岸的一战,姜维把孤军冒进的曹魏守将王经,打得狼狈而逃,震动了曹魏。司马昭立即挑选得力将领,奔赴关陇战区稳定局面。而当时已经提拔到京城洛阳,担任中央禁卫军将领的邓艾,就被选中了。邓艾到达前线后,第一次独自单挑姜维,就以大胜的战果,把姜维的胜利势头拦腰打断。
  这场单挑,发生在甘露元年(256)。当年七月,姜维统领大军,进攻当初诸葛亮出兵的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乡)。但是,邓艾对姜维的用兵,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所以早有防备,设下重兵阻截。姜维见状,回转头来,取道西北方向,前去突袭曹魏的南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哪知道邓艾同样料到姜维会有这一手,亲自在他必须经过的武城山(在今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堵住了他的去路。姜维发起攻击,没有能占到便宜。当天晚上,姜维悄悄指挥大军掉头向东,渡过渭河南岸一条支流,前去偷袭支流的北岸边,曹魏另一个军事要塞上邽县城(在今甘肃省天水市)。不料邓艾对他的招数也有周密的预案,在上邽附近一个叫做段谷的山间谷道中,设下埋伏,向姜维发起伏击。当场杀死敌军将领十多人,士兵上千人,大获全胜,《三国志》卷四十四《姜维传》说是杀得对方“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段谷这一战,邓艾以出色的智慧和指挥,彻底扭转了曹魏在陇西战场上的不利态势。
  战事结束后,战败者姜维,被迫仿效诸葛亮的先例,向蜀汉朝廷请求自我贬官谢罪;而战胜者邓艾,则升任镇西将军,陇西战区司令长官,封为邓县侯。这邓县,在今湖北省邓州市,诸葛亮当初隐居的隆中,就属于邓县管辖。把邓县赏赐给正好姓邓的邓艾做封地,而且又在邓艾家乡棘阳县的南边不远,在当时,就算是一种带有衣锦还乡色彩的特别荣光了。
  段谷之战后,姜维先后又向邓艾所在的陇西战区,发动过两次进攻,希望挽回局面。一次翻越秦岭,指向长城。此处的长城,不是指万里长城,而是秦岭山麓的一处地名,在今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另一次再度出兵陇西,指向侯和,在今甘肃省卓尼县东北。但是这两次攻势,都被邓艾成功逼退。此时的姜维,真是有“既生维,何生艾”的切肤之痛。
  但是,邓艾很快就要把姜维的切肤之痛,变成巨大的亡国之痛了。
  回顾邓艾的成长历程,值得深思的闪光亮点有三。首先,是他持续不懈的励志精神和刻苦努力。人的一生,往往是这样:你不努力,就绝对没有一点点改变命运的可能;你努力了,就会有改变命运的希望。邓艾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一旦机遇来到,他就抓住了。如其不然,他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死之时最多是一个资深的放牛娃而已。其次,他又能够根据先天的身体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佳发展途径。他没有自怨自艾,怪罪爹妈没给他一副伶牙俐齿;也没有迁怒于他人,跟歧视他的一帮家伙对着干,偷偷在别人的饮水里边去下毒。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读书充电的正道上。最后,还有尤其令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他地位变了但是良心完全没有变,成功之后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去报恩。可以说,争取地位的改变比较容易,保持良心的善良原生态,那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要不然,当今那些已然上升为明星的人物,就不会闹出那么多的负面新闻了。这正是:
  英雄何必高门后,试看将军出牧郎。
  要想知道邓艾如何指挥两万人马,一举攻灭了蜀汉政权,请看下节。
  二 功成身死
  作为三国名将,邓艾最为辉煌的战功,当然要数他以两万多人马,出其不意打下成都,一举攻灭了蜀汉政权。三国当中被他攻灭了一国,功劳实在太大。但是,就在建立大功之后才两个月,他竟然又被自己的同僚陷害,父子二人惨遭屠杀,命运的落差也实在太大。那么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在进攻蜀汉的战争中,参加表演的主要人物各自心中有什么样的盘算?战争僵持阶段又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表现?邓艾取得成功主要凭借什么样的人性品质?他惨遭陷害和屠杀,又是什么群体的阴暗人性起了关键性作用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参加表演的主要人物各自心中有什么样的盘算?
  景元四年(263)五月,曹魏宣布对蜀汉发起全面进攻。正式的诏书虽然是由十八岁的皇帝曹奂发布,但是背后的操纵者,却是执政大臣司马昭。司马昭心中的盘算是什么?“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如意算盘,归结起来是一句话:为取代曹魏走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原来,经过他父亲司马懿、大哥司马师两代人的经营,司马家族已经牢牢控制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并且将权力的接力棒,交到司马昭的手上。三年前,二十岁的年轻皇帝曹髦,企图使用武力对抗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手下杀死在皇宫门前,只留下他一句表达极度愤怒的话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流传至今。司马昭改立十五岁的曹奂当皇帝,为取代曹魏走出突破性第一步铺平道路。
  什么是司马昭突破性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爵位,突破侯爵的限制,提升到公爵。因为曹魏制度规定,异姓大臣最高只能封侯爵,皇室宗亲才能封公爵、王爵。作为异姓大臣的司马昭,首先要成为公爵,才能够进一步称王、称帝。因此,小皇帝曹奂一登基,就接连发布圣旨,要把司马昭提升为公爵,其实这都是司马昭自己导演的戏码而已。既然是戏码,就要演得逼真,所以小皇帝一连封了三次,司马昭也一连推辞了三次。事不过三,下一次不会推辞了。但是,这终归不是小事,最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于是就有了讨伐蜀汉的战争。当年十月间,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司马昭就以我军连连取胜为由,欣然接受晋国公爵的封号。他的封地有十个郡,大多都在先秦时期晋国的故地,所以就把国号确定为“晋”。
  既然这场战争出自政治上的盘算,那么就必须打胜而不能打败。司马昭估计蜀汉总兵力最多九万,于是动员了十八万大军,接近曹魏全国兵力的二分之一,超过对方一倍,组成三路大军。又精心挑选了指挥官,定下总体战略方针。第一路大军三万多人马,指挥官邓艾,任务是正面围攻敌军主帅姜维;第二路大军也是三万多人马,指挥官诸葛绪,任务是截断姜维后路。以上两路人马,在西面的陇西战场担任主攻,而最吃力的正面主攻,则落在邓艾的身上。第三路大军十多万人马,指挥官是钟会,任务是从东面的汉中战场乘虚而入,充当后援,借机扩大战果。
  邓艾此前一直在陇西的前线,与蜀汉的姜维较量,对于京城中司马昭发动这场战争的政治盘算,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在最初风闻朝廷要出兵的消息时,他曾经一再上奏,认为从军事上看,攻灭对方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是一直同蜀汉交锋的大将,说话当然有分量。司马昭只好特别派遣自己的心腹幕僚师纂,前去给邓艾当下属,向他直接传达自己的意图。司马昭的老爸司马懿,当年曾经是大力提携邓艾的恩人,邓艾得知此事的玄机和背景,立即不再反对,而是下定决心,勇挑重担,完成好最吃力的正面主攻任务。
  后援大军的指挥官钟会,曹魏开国元勋钟繇的小儿子,是一个心思特别复杂的人物。他智商很高,多才多艺,从小就受到众人的赞美;后来仕途也通畅,成为司马氏的心腹智囊,经常参与机密大事的策划。司马昭把十多万后援大军交给他指挥,完全不是偶然。但是,钟会的能耐大,野心也大,一旦羽翼丰满,他就会铤而走险。此番第一次手握强兵,独自在外发号施令,而且担任最为轻松的后援,他心里很兴奋,认为以自己的非凡才干,建立大功易如反掌;如果天赐良机,说不定还能自创一片天地。他带着如此心态上了前线,而此后邓艾的惨死,就与钟会这样的复杂心态直接相关。
  曹魏三路大兵压境,蜀汉凭借高山险阻的有利地势拼死抵抗,一度造成战局的僵持。在僵持阶段,曹魏的前线指挥官又有什么样的心态和表现呢?
  最初的战争形势,曹魏一度占据上风。此前蜀汉军队的主力,一直由主帅姜维带领,长期在西面的陇西战场与邓艾较量。因此,东面的汉中战场相对平静,兵力也明显配备不足,就给钟会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钟会在关中平原,将手下的十多万人马,从西向东分成三路,通过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向南穿越秦岭,平行向前推进,非常顺利地就进入对方的地盘,推进到蜀汉北方的军事大本营汉中。
  姜维在西面的陇西战场得知消息后,断然率领主力军团撤出陇西战场,快速向东南方向转移。他同从后方成都赶来的援军会合之后,在剑阁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全力坚守。剑阁,在今四川省剑阁县,是成都北面的天险门户。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此处的剑门山脉,东西绵延上百里,地势非常独特:南面是平缓上升的斜坡,而北面则是高峻陡峭的悬崖,如同利剑劈成,很难攀登,形成对北面的天然险阻。当时南来北往的通行,只有借助高峻岩壁上修建的悬空栈道,而栈道当时称为阁道,故而有剑阁之名。唐代在此设置剑门关,为天下雄关之一。白居易《长恨歌》形容是“云栈萦纡登剑阁”;李白《蜀道难》的感叹是“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今这里则是著名的历史古迹和国家公园。
  钟会十多万大军,在剑阁受阻,前进不得。眼看军粮就要耗尽,而后方的补给线又要穿越秦岭,过于漫长,接应不上,他心中就打起小算盘。如果继续等待,军粮耗尽之日,就是失败到来之时,便宜没有占到,反而惹上大祸。如果赶快撤军,虽然面子上不好看,但也能够交代,此前诸葛亮也曾经多次因为粮食耗尽而撤军啊!两害取其轻,他便生出全身而退的念头来。
  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到来,使他摆脱了困境。此人就是诸葛绪。
  原来,此时此刻,从陇西战场追击姜维的邓艾和诸葛绪,来到阴平郡一带。阴平郡位于现今甘肃与四川两省的交界地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阴平县,在今甘肃省的文县。从这里向西南方向,穿越两省交界的高峻山脉摩天岭,有一条极为艰难崎岖的道路,可以从西边绕开剑阁,直接插向成都。此时的邓艾,与钟会只是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完全不同,他的心中依然是以国事为重,一心想完成好进攻蜀汉的任务。他向诸葛绪提出:现今蜀汉的主力被吸引到剑阁一带,其后方的成都必定空虚,我们如果在此处挑选精锐人马,从这条山间小路突然杀到成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然可以一战成功。伙计,怎么样?一起干吧!
  不料诸葛绪却打起个人的小算盘来。这条小路极为艰难崎岖,路途还长达好几百里,我凭什么要跟你去吃这个苦?吃苦不说,还要冒险,万一中途遭到对方强烈抵抗,我们退都退不回来,很可能把命都要丢在那里,那就更不划算了。但是,他嘴巴上又不能这样明说,就另外找了一个拿得出手的理由,回答说:我当初接受的指令很明确,是截断姜维的后路;你说的从西面杀往成都,不符合上级指示。言外之意,就是不赞成。邓艾很失望,但是并不退缩,他决定独自去挑这副重担。
  诸葛绪带上本部人马,离开邓艾走了,前去同钟会汇合。钟会听了他的介绍,心中不禁大喜。为什么呢?因为邓艾径自冒险去进攻成都,对自己好处多多。如果邓艾成功,自己就能趁机分享红利;即便邓艾成功不了,他到敌方背后去活动,姜维必定要分出兵力去对付,我的压力就小了;哪怕邓艾全军覆灭,责任由他自负,也与我无关。总之,邓艾此举,对我只有利而无害,当然是大好事。邓艾我要利用,诸葛绪我也要利用。他立刻秘密报告司马昭,说是诸葛绪胆小怕死,不敢跟随邓艾挺进,然后下令把诸葛绪押上囚车,送回京城治罪。钟会只耍了一个小小的手腕儿,就把诸葛绪那三万多人马,收编到自己手下,然后在剑阁坐下来,以旁观者的心态,看邓艾的表演究竟如何,然后好出手收取私人的红利。
  钟会绞尽脑汁拨弄个人小算盘的时候,邓艾却正在积极准备出兵。他能够取得预料的辉煌成功吗?他会凭借什么样的人性品质去取得成功呢?
  此时的邓艾,已经到了七十岁的古稀之年,是三路大军指挥官中最为年长的一位,比刚刚四十岁的钟会,整整大了三十岁。但是,此时此刻,他又是所有指挥官中,气势和决心最为雄壮的一位,自私自利小算盘打得最少的一位。他从手下三万多人中,精心挑选出两万多精锐将士,然后挥兵出发。
  首先要征服的,就是东西走向,最高海拔将近三千米的摩天岭。初冬十月,摩天岭上寒风袭人。邓艾身先士卒,从北面攀登到山顶后,又从南面原始森林的无人地带穿越下山。在完全无法下脚的地方,他就带头用毛毡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然后从高处翻滚而下。由于所带的粮食不多,山路攀登时体力消耗又大,所以经常忍饥挨饿。但是,看到七十岁的白发老将军,依然勇敢昂扬,不气馁,不叫苦,全军将士也就保持旺盛的士气,向前推进。
  邓艾的行军路线,全长七百多里。按照现今最新的行政区划,大体是从甘肃省文县东南的青崖关,翻越摩天岭,到达四川省的青川县城附近;再经过青川县向南,到达江油市的雁门镇;在雁门镇掉头向西,到达平武县的南坝镇,也就是蜀汉的江油关;从南坝镇再向南,有一条险峻的山崖小路,当时叫做左担道,可以到达绵阳市,当时叫做涪县。左担道的得名,是在这里通行时,有一个方向上,只能用左边肩膀挑担子,如果用习惯的右边肩膀挑,就会与山崖发生碰撞而失足掉下山去。到达绵阳市之后,前往成都就是一马平川,没有高山阻挡了。
  邓艾突然杀到江油关,在此守卫的蜀汉将领马邈,吓得赶紧举手投降。现今传统戏剧的《江油关》,演唱的就是这段故事。江油关丢失的消息传到成都,朝廷立即派遣诸葛亮的儿子,当时担任高级将领卫将军的诸葛瞻,率领一支人马前去阻击邓艾。诸葛瞻到达涪县之后,幕僚黄崇及时提出建议,赶快继续推进到前方的左担道一带,扼守险峻的山口,不让对方进入平原地带。如果诸葛瞻采用这个建议,邓艾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但是,实战经验严重不足的诸葛瞻,却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在平坦的涪县坐等邓艾。两军一接战,以逸待劳的诸葛瞻前锋部队,竟然败下阵来。诸葛瞻只好后退一百里左右,在绵竹县(今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摆开阵势,再度迎战。
  邓艾派遣儿子邓忠、将领师纂,从左右两边发动钳形攻势。激战开始时,吸取教训的诸葛瞻占据上风。两员将领没有得手,回去报告邓艾说:“对方打不下来啊!”邓艾勃然大怒,厉声喝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什么打不下来!”就要下令将儿子和师纂一并斩首。吓得两人赶紧指挥手下兵马,再度投入战斗。反正都是死,两人拼命向前冲锋。这一战,诸葛瞻和张飞的儿子张遵,当场阵亡。大获全胜的邓艾,乘势向前推进到雒县(今四川省广汉市),逼近蜀汉的京城成都。
  当年十一月,对整个战局并不完全清楚的刘禅和朝廷群臣,误以为前方的军情已经大势已去,决定举手投降。至此,蜀汉政权灭亡,邓艾取得了最理想的辉煌胜利。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立下大功的邓艾却惨遭陷害和屠杀,是什么群体的阴暗人性,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呢?
  话说邓艾接受投降之后,为了安抚蜀汉君臣,使他们促使在前线的姜维大军,放下武器接受现实,立即采取了如下权宜性的政策措施:一是以曹魏朝廷名义,给予刘禅骠骑将军的高级军职;二是优待而不侮辱投降的蜀汉君臣;三是严厉禁止全军将士,在成都烧杀抢掠,使社会秩序保持平稳安定。有了这样的政策措施做基础,刘禅就安心向前线发出一道道投降指令,于是姜维也在涪县,率领军队向钟会缴械投降。
  姜维一投降,钟会就陡然起了野心。曹魏的十八万大军,现今除了邓艾手下的两万,其余十多万都在自己手中。蜀汉投降的军队,姜维统领的主力军团几万人马,也归自己掌控。手握二十万强兵,又在四面封闭、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不是天赐良机,让我在此当第二个刘备吗?野心发了芽,他就针对两个关键人物施加手段。一个是姜维,他在当地有人脉,要好好拉拢他,让他当自己的助手;另一个是邓艾,他是现今此处唯一手中有军队的人,必须设法铲除他。主意打定,钟会就停下脚步,在成都北面的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实施自己的野心计划。
  这边的邓艾,在成都安定人心之后,就向朝廷建议,乘势进攻东面的孙吴,并为此提出种种计划。他的建议,虽然有一点越权的意味,但是也仅仅限于纸面上的建议,并未在得到朝廷批复之前,擅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阴险的钟会却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秘密上奏司马昭,诬告邓艾有心谋反,还耍出另外一个狠毒的阴招。这是什么阴招呢?
  原来,这钟会出自书法名家,其父钟繇,是各种书法字体都擅长的全能型书法大家,后世把他与东晋王羲之,并称为“钟王”。“自古诗称李杜,而今字仰钟王”的钟,说的就是他。钟会得到父亲的传授,也能书写各种字体,尤其善于模仿别人的字迹,可惜没有用在正道上。他秘密派出心腹人员,在半路上拦截邓艾向朝廷呈送表章的使者,然后模仿邓艾的笔迹,故意把奏章写得来措辞嚣张自大,然后再密封后呈送给司马昭。这一招实在太毒辣,司马昭立即下令将邓艾押到京城问罪。邓艾心中没有鬼,所以并未举兵反抗,父子俩束手就擒。
  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日,钟会进入成都,随即下令把邓艾父子用囚车送往京城。这样一来,曹魏的十八万人马,再加上蜀汉的好几万军队,就全部抓在了钟会手中。
  除掉邓艾,钟会就召集众将官,以声讨司马昭为名,正式拥兵独立。不料此举引起将士的哗变,钟会和姜维,都在混乱中被杀死。军队的总监察官卫瓘,出头收拾了局面。这卫瓘曾经伙同钟会,诬陷邓艾,又想独吞剿灭钟会叛乱的功劳,所以当他发觉邓艾的部下,已经前去解救邓艾父子的时候,立即派遣精锐部队跟踪而去。邓艾半路上被解救出来,回转成都。不料迎头碰上卫瓘派来的部队,邓艾父子当场被杀。死的地方叫做三造亭,正好就属于他们打败诸葛瞻的绵竹县。
  邓艾之死,根本原因何在?
  根本原因,是士大夫群体的阴暗心理在作怪。诬陷和谋杀邓艾,有两个凶手:钟会,父亲钟繇是曹魏开国元勋;卫瓘,父亲卫觊是曹魏尚书台大臣。两个凶手都出自世代为官的名门士大夫,这绝非偶然。大体说来,东汉时期的士大夫群体,是社会政治的中坚,散发的也主要是正能量。到了曹魏,这个群体的政治优势更加强化,从而形成了带有垄断性和排他性的门阀观念,高门对寒门的歧视和排斥开始出现,开始散发出负能量。邓艾出身于半农奴,本人当过放牛娃,是典型的寒门。他年轻的时候,对寒门的歧视和排斥还不强烈,所以还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越级提拔。但是,到了他古稀之年,世道就变了,四十岁的钟会,四十四岁的卫瓘,这批新生代的高门,就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建立了令人眼红的盖世奇功,不遭到暗算才是怪事。于是,他大功告成之日,就是死于非命之时。
  邓艾虽然含冤而死,但他的用兵才能依然应当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在极为艰难不利的条件下,敏锐捕捉到难得的战机,断然采取坚决的行动,最后以两万兵马,攻灭了蜀汉政权,促使统一局面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建立了曹魏其他名将难以相比的辉煌战功。综合用兵才能和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应当评为曹魏战将型名将当中的第一名。
  邓艾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战功,表面看来,是因为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怕苦,所以能够穿越险阻;不怕死,所以敢于勇往直前。但是,再往深层次探究就会发觉,使他得以成功的人性品质,根本还在于出以公心,公而忘私。七十岁的皓首老翁,从放牛娃做到征西将军,封为邓县侯——高端的军衔,顶尖的爵位,说地位有地位,说待遇有待遇,说荣耀有荣耀,说风光有风光。如果纯粹从私心杂念上考虑,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吃这般的苦,去拼这般的命,去冒这般的险。可见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人性品质在激励他,这人性品质至少是“三心”:一是责任心,既然庄严承担了主攻任务,就不能半途而废;二是荣誉心,既然上战场两军对决,就不能丧失军人的荣誉;三是感恩心,既然司马家的两代人,对我提拔和重用,就不能敷衍了事。这“三种心”,应当说都属于充满阳光的正能量。这正是:
  战果辉煌如探究,三心齐备是根源。
  关于邓艾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战将型名将的第二名张辽。
  战将型名将第二名——张辽
  在这之前,他跟的三个老板都不行:丁原太平庸,董卓太残暴,吕布又太反复无常。老板不行,他这个员工空有一身的本事,也没有做出什么拿得上台面的成就。到了三十岁头上,张辽有幸跟了非凡的新老板曹操,从此就开始大放光彩……
  良将魁首
  曹魏的将领群体中,与曹魏没有宗族关系的异姓将领占多数。其中有五位虎将,最为出色,所以陈寿《三国志》卷十七把他们安排在同一卷中,称为“五子良将”。本节我们要讲的这位,就是五子良将中独占魁首的张辽。张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三十而立”这句话放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成为曹操的手下之后,建立了哪些留名青史的战功?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他能够取得辉煌的战功,是凭借什么样的可贵品质,又能够给后世哪些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