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_分卷阅读_6
冯玉祥插手解救施剑翘以后，上与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疏通关节，下与河北省高等法院的邓哲熙院长联络友情，同时又在国民党内联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营救正在服刑的施剑翘。
在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下，国民政府中的不少政要皆表赞同为施剑翘减刑。在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1936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赦令下达后，河北省高等法院饬令天津地方法院遵照国民政府训令，当日宣布施剑翘赦免释放。此时，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
施剑翘被赦免走出天津第三监狱的大铁门后，孙家及孙部旧属对此均表强烈不满，有的部将甚至要拉队伍和国民党拼命，最后经内部讨论，大家都感到谁也不能推翻国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只有将满腹怨恨埋在心里。孙家和支持孙家的一方后来得知是冯玉祥从中为之出力，皆对冯恨之入骨。
孙家在这场官司中花费虽巨，亦没得到圆满的解决，眼看着女凶手逍遥法外，亦奈何不得，怨愤之余，惟一的心理慰藉就是厚葬自己的老人孙传芳。最后孙家出资16万元，在孙传芳生前在北平市西山卧佛寺侧畔购置的一块茔地建造一所孙氏祠堂和孙氏墓地。这项工程由程登科会同卧佛寺主持智宽共同承办，监工修造由程的盟兄何毓华负责。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孙氏祠堂和孙氏的陵墓全部竣工。1939年3月，孙传芳及其张氏夫人、周氏夫人均妥善得以安葬。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之后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3年病逝。
原来孙、施两家恩怨，社会各界并不了解，近经双方彰明事情原委，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死不足惜，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此乃情法之争，总的来说多数人已经站在同情施剑翘的立场上了，甚至有人倾慕“侠女”行为。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以为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但是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道：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
“报仇”在中国的旧习惯上多半是值得赞美的，何况是“为父报仇”，所以刺孙传芳的凶手施剑翘当然有资格上《民国烈女传》。不过我们所着眼的，倒并不是在这一点，对于施小姐的暗杀行为也不值得我们惊叹。她的父亲原来只不过是隶属于大屠户下的小屠户，小屠户为大屠户所杀，以及她的女儿“为父报仇”，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现在也许有人要用“春秋笔法”对双方褒贬一下，然而我们是没有工夫管这些闲帐的。就说这场血案，案情复杂，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但是却有一点小小感想的是：孙传芳不死于别墅或路上，却死在“佛教居士林”。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而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仆地成佛”了。他的姨太太们，同僚袍属们自然要痛哭流涕，引为不幸。我却以为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他不死在老百姓的法庭面前，却死在佛徒们的居士林里，他叫大家吃了一笔血的“倒账”，搨了一笔大便宜去了。孔乙己欠下了酒店的酒钱，记在粉板上，终于绝迹不见，对于这样的欠账，我们有时会感到一种哀怜；而对于孙传芳和他的同类们的“血账未清”，我们却只感到一种悲愤！
《观无量寿佛经》云：念佛一声，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而在事实上，有人能灭，有人未见能灭。其中差别，只在是否至心？虽然，无论何人，念佛皆有其益，至少能够减罪，并种下来世得度之善因，则无疑义也。
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六章 阮玲玉：人言可畏香魂陨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25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30年代，也有追星族，而且痴心还远甚于今朝。
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一些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阮玲玉都把它们放在小藤箱。对于这些信，她从来都不嘲笑，也没有将其撕毁，只是好好的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这样的女子难怪万人痴迷。在旧上海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要把工人住宅改为高尔夫球场，强令工人迁出。
房子破不要紧，使凤根感到难受的是，从此减少了和父亲相处的机会。每天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凤根小脸上轻轻抚摩一下，然后摸黑出门，顶着满天星星赶到黄浦江码头，摆渡过江。晚上，也总是要到天黑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凤根就这样一天天等待父亲。
父亲瘦长的身影刚刚出现在视线中，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闪动着水灵的眸光，亲热地叫着扑上去，双手抱住父亲的头颅，小脸紧贴住父亲满是胡茬的面颊，唱了起来。父亲一声不响地摊开粗大的手掌，里面放着凤根喜爱的东西：广东橄榄，陈皮梅，或者是各种小玩意儿。他宁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个馒头，每天也要省下钱送给女儿一点小小的奖品。
一天，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紧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带着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有一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或许，阮玲玉今后走上银幕，就是为了帮父亲完成这个承诺，为了深沉的父爱。
16岁的阮玲玉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
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的表情时，她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的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
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简直就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从《挂名夫妻》开始，她共拍摄了29部电影，先后饰演了各类不同的角色，并成功地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妖媚。于是张家的这位少爷，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男人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拮据，于是这位少爷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两个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阮玲玉的妈妈觉得能跟张家少爷结婚，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一个追求了——嫁一个好男人，过一份居家的日子，做一个太太。所以阮玲玉的妈妈非常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个时候，张家的大太太，也就是阮玲玉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觉得不行，好歹自己也是大户人家，怎么可以娶一个保姆的女儿做太太，于是她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
而张达民那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结合，于是就跟父母谈判去了。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之后张家的大太太诬陷阮母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希望嫁一个老实、温柔和多情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孝敬母亲，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于是张达民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种非常摩登的风气，那就是摩登女人往往会和摩登男人同居，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格林威治村的同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同居并不像在有些年代里面是那么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和刺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这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却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从16岁到25岁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一个16岁的女孩子和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就是靠着家里给的那点钱过日子。这时候，张达民经常带着她去舞场跳舞，开始她根本不会跳舞，也不敢跳舞，后来在张达民的教授下，阮玲玉的舞也是跳得非常好了，而阮玲玉也喜欢上了跳舞，这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了一个伏笔。
那么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混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人，就是张达民的哥哥叫张慧冲。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大哥的思想也是开明的，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和阮玲玉这样子过下去很困难，所以他就对阮玲玉说：“你想不想当演员。”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做一个电影明星太有诱惑力了，于是就这样，16岁的阮玲玉进了电影公司，开始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上海电影业的发达，造就了阮玲玉，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与张同居之后，岂料张是败家子，不务正业，嗜赌如命，耗着她的积蓄，阮玲玉曾为此服毒自杀。因此，阮玲玉非常苦恼。她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取名妙蓉，小名小玉；倾注母爱以求得安慰。
阮玲玉与张达民的关系，虽说不是“挂名的夫妻”，但纯属是“同居之爱”。由于多年来张达民一直在外经商，阮玲玉忙于拍戏，阮张之关系开始变化。
她去拍《挂名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份的境况。虽然张达民是少爷，但他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阮玲玉也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而是爱情的始终不渝。
但是这是最难做到的，张达民一次次拖延着与她结婚的事情，却一次次伸手向她要钱，并一次次将钱花在赌博上。阮玲玉几次为他找到体面而又轻松的差事，他就几次携软逃走，让阮玲玉去还债并忍受难堪。阮玲玉对他一直存着希望，她希望张达民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一样浪子回头，她觉得自己能够感化他。
可是幻想总是很容易破灭，张达民公然表示只是看中阮玲玉长得漂亮，将她当作姨太太，高兴时叫她服侍服侍，解解气，张无情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不堪一击的梦，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可是这个魔鬼竟无耻提出要分手可以，但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张达民还未从她的记忆中走远，茶叶大王唐季珊就迫不急待地闯进了阮玲玉的生活。当时唐季珊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并成为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的股东。因为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避难，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场合上见到了唐季珊，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当时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场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确实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张织云。这个张织云，她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而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并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她之所以和唐季珊也是同居关系是因为唐季珊在广东老家有老婆。那么唐季珊为什么不和他这个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老婆的娘家是很有钱的，唐季珊事业能够做得那么大，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富商，他起步的第一桶金都是源自于老婆的娘家，所以他是不可以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的，于是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唐季珊是慕名而来的追星族，他既阔绰浪漫又体面开明，与那位扶不上壁的烂泥一般的张少爷相比，实在强多了。于是，唐季珊想出了一个接近阮玲玉的好方法，他知道阮玲玉非常热衷于跳舞，于是他变着法地邀请阮玲玉在高级、豪华的场合跳舞。就这样慢慢接触，阮玲玉跟唐季珊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感情。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比，唐季珊显然就非常地成熟了，有事业，又非常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而不幸的是阮玲玉正好也是遇上了一个不是爱女人，只是懂女人的唐季珊。唐季珊以女明星张织云的骗局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而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在脉脉温情之中他购买了阮玲玉的名声和美貌，并使她彻底摆脱底层生活，成为豪门暗寓里的一只金丝鸟。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很不舒服，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是听不进去这种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的，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直到现在都非常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的二楼自杀的，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
阮玲玉和唐季珊光明正大地同居了，可是不速之客张织云的来电，又将阮玲玉往悲剧的深渊推近了一步。
一天，阮玲玉正在弹钢琴，电话铃响了，是张织云，她在话筒的另一头亲切而又真挚地告诉阮玲玉：“我跟了他两年，被他玩弄了两年。他玩弄女性，喜新厌旧。我断送了自己，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糟塌了！他找到了你，背后跟人说：玩一个比张织云更红更漂亮的女明星。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阮玲玉心乱如麻时，此时阴魂不散的张达民又阴恻恻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无赖的、黑暗的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于是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
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
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自己潦倒的时候，与他同居了8年的女人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感觉当中，恨与嫉妒占了主要部分，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于是这个时候张达民将他人性险恶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使用了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我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洒脱、那种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斤斤计较，也有上海拆白党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那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了，十恶不赦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反正你阮玲玉有软肋在我的手上，我不要白不要，他又来敲诈钱财，并且他这一次的敲诈数额很高，是要五千。当时的阮玲玉就想息事宁人，就想给他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阮玲玉看到唐季珊的脸色很不好看，于是她就狠了一下心，好，我一分钱都不给。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今天居然那么坚决地说一分钱不给，于是他就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结果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东西，这是一；二，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于是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这个时候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也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张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那么如何来证明张达民对他是诬陷的呢？那就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唐季珊，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阮玲玉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但是最后因为两个男人的无赖，因为两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最后把阮玲玉给出卖了。
但是阮玲玉当时还是想和唐季珊在一起的，所以她也就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勾搭了一位女子，这是阮玲玉处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是谁？这位女子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人漂亮，舞也跳得很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突然发现唐季珊跟梁赛珍勾搭的时候，心里难过得要命，但是她没有说。
面对曾经的两个男人，阮玲玉的感情寄托再次失去了。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还是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
出身于钱庄学徒的蔡楚生，当年撇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放弃刚起步的生意，断绝父子关系，独闯上海滩名利场。为了个人奋斗，他可以断情关弃孝道，挤进上海片场当布景工人，通宵达旦地画舞台背景，温饱不顾地花钱上补习班。此外，他还写字幕，电影简介，画广告画，当剧务，场记，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别人不愿干的杂役他都干了。你道他是热爱劳动？他懂得：要让老板赏识才会有机会。学艺要紧追名家，做事要摆脱名家。为此，他羽翼渐丰便跳槽，到另一公司当导演去。
经过7年苦斗，一个底层的打工仔终于迎来了《渔光曲》的春天。《渔光曲》走红的时候，蔡导演28岁，风华正茂，能写能画能导，前途无可限量。紧接着拍《新女性》，蔡导遇上阮玲玉，不知天地南北地爱了一场。
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这时候《新女性》这部电影找到了她。这部《新女性》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获得了国际大奖。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而阮玲玉也将《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演得活灵活现。她为什么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感同身受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人的经历何曾相似是最主要的。其实当时的阮玲玉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一生也是蛮悲剧的。
阮玲玉拍完影片《新女性》后，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有了逐步的了解，并萌发了没有言传的暗暗的情愫。
到了1984年，蔡楚生导演离世以后，著名作家、电影界前辈柯灵先生在一次纪念中国电影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新女性》合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幕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这场恋爱引来毁灭性的灾难：《新女性》得罪了一群小报记者，并且张欲敲诈当红影星，他们借女主角阮玲玉泄愤，挖隐私挑事端，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内外交困的阮玲玉只得逃遁，她本可以悄无声息一走了之，只因为与心爱者不能分手，她要蔡楚生携她私奔。她以为蔡楚生与芸芸众男不同，他身上有闪光的品质，让她看到人世的希望。她想，蔡郎即便不能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私奔一回总可以吧？为知己红颜离经叛道，这是经典爱情必不可少的要素。
旧社会的法院连风化案也管，于是阮玲玉收到了法庭传票。
然而，苦大仇深的才子是没有浪漫资本的，尤其是当苦大仇深遇上雄心勃勃的时候。在蔡楚生看来，私奔远于索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人生代价，才在先敬罗衣的大上海立住了脚跟！刚刚尝到名利场的甜头，他岂敢为一个女人去冒险？他的前途就是他的江山，江山重美人轻。如果事业是必需品，爱情就是奢侈品。事业与爱情，不是鱼与熊掌，而是泰山与鸿毛。
他输不起，只好辜负美人。
世间姻缘错多对少，此君非彼君，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给世间留下一声叹息。
当她演艺事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当她人生步入25岁的时候，所有悲剧的伏笔都在她25岁的时候成为她悲剧的一个高峰了。
自杀前数小时，即3月7日晚11时，阮玲玉仍在联华公司与众友叙谈并用完夜宵于12时回家，上二楼时见唐季珊已入睡，阮玲玉未惊动，与她母谈及开庭之事，并对母说九成九可胜诉，唯惧上公堂为众目所视。此时，阮玲玉借肚有点饥饿，请母让佣人煮碗面条，并嘱母亲去睡。阮玲玉在吃面条时将暗藏的3瓶安眠药（共30粒）一并服下，服后又连饮茶水二壶。阮玲玉服毒后，含泪写下二封遗书，一封致唐季珊，一封致社会各界。写毕遗书后藏于抽屉里，至床前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爱她，唐答确系真爱，阮玲玉要唐吻她一次。唐见她语气神色均有异样，顿时感到不对，而阮玲玉仍然佯笑笑，唐继续追问是否服毒，阮玲玉不语，唐上三楼唤阮母下来，阮母进卧室，见阮已不能言语，并发觉桌上置有安眠药空瓶三只，方知阮玲玉已服毒，此时已8日凌晨3时。
由于阮玲玉近期受沪上报纸攻击诽谤，心情极坏，每晚必服安眠药，阮母怕她出事，阮玲玉所服安眠药均由母保管，岂知阮玲玉早已得知母亲藏药处。阮玲玉前不久曾服毒一次，送北四川路日本人开办的福民医院抢救，因是在白天，得以救回生命。这回连服三瓶安眠药，唐季珊与阮母仍用车送至福民医院，殊不知该院晚间无医生值班，到达医院已清晨四时，想在附近另找一医院，又找不到，最后送至一姓周的私人医所，并电告陈达明、陈继尧医生（陈达明、陈继尧两兄弟均是中国疗养院医生）。三位医生用最新方法奋力抢救五小时仍无生望。8日上午9时将阮玲玉送至中国疗养院继续灌液洗胃、输氧抢救，还是昏而不苏醒。于是在11时10分急送中西疗养院（院址浦石路，今长乐路），进行人工呼吸、输氧，并将阮玲玉裸体浸入热水浴缸中，用尽抢救办法，终因回生无术，药石无灵，延至8日下午6时38分气绝。所以可以说，虽然由于男人的无情无义，爱情的幻灭导致了阮玲玉最后的无依无靠，导致了她最后要走上绝路，但是当她走上绝路的过程中，她一直有机会活下去，但是同样由于人性的冷酷，第二次杀害了阮玲玉。从此一缕芳魂流星般稍纵即逝，竟归泉下。在阮玲玉弥留之际，唐季珊、阮母及阮玲玉最要好的同事林楚楚，均频频呼她的名，阮玲玉不能言，而以目视诸人，众人为之落泪，悲恸欲绝。
次日3月9日上海各报迅速报道“阮玲玉自杀”消息，噩耗传出，顿时震惊上海，不仅使阮玲玉亲友哀痛逾恒，更使爱好阮玲玉的艺术者，无不同声叹息。
无论是报纸不切实际的报道，还是小市民对“阮案隐私”看热闹的心理，均使阮玲玉遭受了巨大的心灵挫伤。于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阮玲玉用30片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已经含恨辞世，大家却开始替阮玲玉惋惜，不厌路途遥远，前往瞻仰遗容。当时的报道称，短短的3天时间，前往瞻仰遗容者竟达到10万人以上。为阮玲玉送殡的还有白璐、王人美、黎灼灼和陈燕燕。阮玲玉用死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对她的私生活上转移到对她本人上，这无疑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然而，3月9日下午2时，法院仍开庭审理，原告张达民未出庭，被告除阮玲玉已服毒殒命，唐季珊和阮母及双方律师都到庭。法官宣读起诉书后，双方律师展开唇枪舌战，由于原告未到，法院决定延期开庭候审。这天开庭沪上人士拥入法院内外，尤以女性为多，各地记者亦蜂拥前来探访。沪上报纸号外一出再出，整个上海沸沸扬扬，天地同悲。
阮玲玉在3月11日入殓，数日内前往万国殡仪馆瞻慕遗容者，不下十万余人。这天下午一时将阮氏灵柩运往闸北联义山庄墓地安葬。在安葬前一天，已有数万人聚集于送葬必经之地——胶州路一带。11日进行交通管制，任何车辆、行人均被拒绝通过。下午1时10分，先由道士各鸣铙钹作法事，继即由联华影片公司12人与两西人共同抬榇上灵车，为状庄严肃穆，导以书有“艺人阮玲玉之丧”之白竹布黑边大字横额，及上海孤儿院之全班乐队，及遗像车，上置有阮玲玉放大照片一张。送丧车因受捕房所限制，仅30辆，2时正式出发，沿途由大批探捕保护。当灵榇自胶州路到达恒丰路途中，街道两旁全为人车所塞，至北宝兴路（今西宝兴路）后，随送丧车而徒步者长达数里之遥。4时灵榇到达联义山庄，执绋人员出迎，移遗像入联义堂。该山庄系一奥人经营之公墓，园林清静，布置很好。阮之墓穴居北部，以水泥为圹，深二英尺。当阮榇人圹前，原拟开棺作最后之瞻视，但因当时围观者人山人海，未果，于是覆以石板，又以水泥封固，一代影星阮玲玉就长眠于此。当年有人还曾就此撰文感叹：“广大的影迷们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阮玲玉。”鲁迅当年杂文也曾将“小市民的无聊心理”列为阮之悲剧的根源之一。
3月9日开庭未能审理下去，后延至6月25日继续开庭，张达民与律师，唐季珊和阮母及律师，双方都到庭，法庭经过双方辩论最后作出判决，宣判唐季珊无罪，阮玲玉部分不受理。
阮玲玉去世后，唐季珊按照阮玲玉在遗书里的嘱托，视阮小玉为亲生女儿，并将她姓名改为唐珍丽，后与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经理俞鄂斌结婚，婚后生活很幸福。阮玲玉的母亲，在女儿死后，也一直由唐季珊供养。唐季珊离开上海，阮母住在她亲戚家里，生活费由唐季珊从香港、台湾寄来，阮母于1962年去世，终年82岁。至于唐季珊本人的结局，却非常不好。阮玲玉死后十年，唐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右家结婚。1949年他俩去台湾，继续经营茶叶业，由于生意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
在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下，国民政府中的不少政要皆表赞同为施剑翘减刑。在国内各民间团体继续向国民政府呼吁，要求释放施剑翘的声浪日高，发往有关方面的信电与日俱增。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发布公告决定赦免，全文如下：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1936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特赦令下达后，河北省高等法院饬令天津地方法院遵照国民政府训令，当日宣布施剑翘赦免释放。此时，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由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司法，在民国时期甚为罕见。
施剑翘被赦免走出天津第三监狱的大铁门后，孙家及孙部旧属对此均表强烈不满，有的部将甚至要拉队伍和国民党拼命，最后经内部讨论，大家都感到谁也不能推翻国民政府的行政命令，只有将满腹怨恨埋在心里。孙家和支持孙家的一方后来得知是冯玉祥从中为之出力，皆对冯恨之入骨。
孙家在这场官司中花费虽巨，亦没得到圆满的解决，眼看着女凶手逍遥法外，亦奈何不得，怨愤之余，惟一的心理慰藉就是厚葬自己的老人孙传芳。最后孙家出资16万元，在孙传芳生前在北平市西山卧佛寺侧畔购置的一块茔地建造一所孙氏祠堂和孙氏墓地。这项工程由程登科会同卧佛寺主持智宽共同承办，监工修造由程的盟兄何毓华负责。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孙氏祠堂和孙氏的陵墓全部竣工。1939年3月，孙传芳及其张氏夫人、周氏夫人均妥善得以安葬。
施剑翘被放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办从云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1952年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称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之后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3年病逝。
原来孙、施两家恩怨，社会各界并不了解，近经双方彰明事情原委，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数人认为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死不足惜，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此乃情法之争，总的来说多数人已经站在同情施剑翘的立场上了，甚至有人倾慕“侠女”行为。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以为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对于这件刺杀案，很多人认为就是施剑翘为父报仇，但是另有一些人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件刺杀案表面上是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请求，以政府的名义，把施剑翘特赦了。但实际上真正原因是因为蒋介石早就对孙传芳恨之入骨，早就想杀掉他。这时候，正好遇到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这恰恰符合蒋介石的心意。蒋介石正好一石二鸟，一方面给冯玉祥卖个人情，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自己的心头大恨。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这还要从1933年军统局刺杀张敬尧说起。
1933年5月7日，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
多年后陈恭澍回忆道：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发出了一道制裁令，刺杀张敬尧，必须执行。因张敬尧与日本人勾搭，发动叛变，制造暴乱。又说和张敬尧一起来北平共同作乱的，还有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后他侥幸逃掉了。
孙传芳虽然当时幸免一死，但也跟张敬尧一样，入了蒋介石的制裁名册。只是，因为孙传芳深藏于天津租界内，窥伺时机，暂停汉奸活动。再加上蒋介石又下达了对石友三的制裁令，军统局顾此失彼，才使孙传芳又多活了两年。
“报仇”在中国的旧习惯上多半是值得赞美的，何况是“为父报仇”，所以刺孙传芳的凶手施剑翘当然有资格上《民国烈女传》。不过我们所着眼的，倒并不是在这一点，对于施小姐的暗杀行为也不值得我们惊叹。她的父亲原来只不过是隶属于大屠户下的小屠户，小屠户为大屠户所杀，以及她的女儿“为父报仇”，这都是太平常的事。现在也许有人要用“春秋笔法”对双方褒贬一下，然而我们是没有工夫管这些闲帐的。就说这场血案，案情复杂，也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但是却有一点小小感想的是：孙传芳不死于别墅或路上，却死在“佛教居士林”。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而现在他居然“血溅佛堂”“仆地成佛”了。他的姨太太们，同僚袍属们自然要痛哭流涕，引为不幸。我却以为这种死法是他的“不幸中的大幸”，他不死在老百姓的法庭面前，却死在佛徒们的居士林里，他叫大家吃了一笔血的“倒账”，搨了一笔大便宜去了。孔乙己欠下了酒店的酒钱，记在粉板上，终于绝迹不见，对于这样的欠账，我们有时会感到一种哀怜；而对于孙传芳和他的同类们的“血账未清”，我们却只感到一种悲愤！
《观无量寿佛经》云：念佛一声，可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而在事实上，有人能灭，有人未见能灭。其中差别，只在是否至心？虽然，无论何人，念佛皆有其益，至少能够减罪，并种下来世得度之善因，则无疑义也。
孙大帅最后立地不成佛，饮弹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第六章 阮玲玉：人言可畏香魂陨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30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25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30年代，也有追星族，而且痴心还远甚于今朝。
为阮玲玉着迷的人何止千万。一些青年男子对她吹捧甚至求爱的信，阮玲玉都把它们放在小藤箱。对于这些信，她从来都不嘲笑，也没有将其撕毁，只是好好的把它们藏在这藤箱里，上面加了锁，然后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孩子的信”。
这样的女子难怪万人痴迷。在旧上海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们总会说，阮玲玉的美丽是别人学不来的。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美女？为什么能让众人在美女如纭，影片如山的今天无法忘怀？美丽是一个谜。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阮玲玉一出生，她的父亲就被女儿的美丽深深折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阮玲玉短暂生命中，第一个为她倾倒的是父亲。
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4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不久，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清朝，民间成立，举国欢腾之日，阮用荣剪掉辫子，高兴地捧着女儿的脸，仔细地端详着，忽然欢乐地笑起来，用家乡话（广东香山）称赞：“我们凤根的一双眼睛好靓啊！”
以后，阮玲玉听到任何人对自己美丽眼睛的赞赏，没有一个像父亲那样真挚，那样亲切，那样发自肺腑的、衷心的喜悦。
有一段日子，父亲所在的亚细亚油栈的外国老板发了善心，答应一些住得远的工人搬到油栈附近的工人住宅去住。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凤根每天总是穿了一身整齐干净的衣裤，坐在自己家的门槛上，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顾不得洗一把脸，喝一口茶，就让长着一双美丽眼睛的女儿骑在他的肩上，到空场上去兜圈子，向邻居们夸耀。
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一年，外国老板就要把工人住宅改为高尔夫球场，强令工人迁出。
房子破不要紧，使凤根感到难受的是，从此减少了和父亲相处的机会。每天天没亮，父亲就起床，粗大的手掌在熟睡的凤根小脸上轻轻抚摩一下，然后摸黑出门，顶着满天星星赶到黄浦江码头，摆渡过江。晚上，也总是要到天黑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凤根就这样一天天等待父亲。
父亲瘦长的身影刚刚出现在视线中，她那对美丽的眼睛闪动着水灵的眸光，亲热地叫着扑上去，双手抱住父亲的头颅，小脸紧贴住父亲满是胡茬的面颊，唱了起来。父亲一声不响地摊开粗大的手掌，里面放着凤根喜爱的东西：广东橄榄，陈皮梅，或者是各种小玩意儿。他宁可自己多走路，少吃一个馒头，每天也要省下钱送给女儿一点小小的奖品。
一天，父亲回来时，已是深夜，父亲卧倒在屋前的积水中，手里紧握着一个被水浸湿的小纸包。里面是给凤根的礼物——用彩珠串成的耳环。
这是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当晚，父亲去世了，带着一个没有实现的承诺：有一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电影院看场电影。
或许，阮玲玉今后走上银幕，就是为了帮父亲完成这个承诺，为了深沉的父爱。
16岁的阮玲玉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
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欢乐的表情时，她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的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阮玲玉举止文静大方，虽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却也不乏脱俗的灵气，迥异于上海大都会那些搔首弄姿、矫揉造作的摩登女郎。
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简直就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9年的银幕生涯中得到了印证。从《挂名夫妻》开始，她共拍摄了29部电影，先后饰演了各类不同的角色，并成功地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成疯子，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其中，《神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她以精湛的演技，把一个品格崇高的母亲与一个地位卑微的妓女奇迹般地融合为一体，出神入化，令人心灵为之震动。
阮玲玉端庄大方，清丽脱俗。对待表演艺术，她勤奋刻苦，倾注了全部的热情。表演中，她能够准确地体味人物的情感，捕捉到人物感觉，并用适当的眼神、表情、动作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准确的内心感应力和形体表现力结合得又非常自然，显示出她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功力。
在30年代的中国影坛上，她以重拍次数最少而成为导演们乐于与之合作的演员；又以使观众“每片必看”而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她的表演才华横溢，光芒四射，达到了中国无声电影时期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赢得广大观众由衷的倾慕。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位卓越女演员的婚姻生活却十分不幸，周旋于薄情郎之间，筋疲力尽。此时，她却选择了自杀而香消玉殒。是什么导致了她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她至爱的艺术？当我们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历史那一页，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回到阮玲玉生活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以及阮玲玉生活当中的三个男人。25岁即自行了断的阮玲玉并没有在遗书中道出真相。其实留下“男人可恶”四个字已经足够。六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故纸堆中钩沉，发现阮玲玉是被生平遭遇的三个男人共同置于死地的。第一个是初恋情人张达民，第二个是衣食情人唐季珊，第三个是知己情人蔡楚生。三个男人刚好是三种典型，第一个无赖，第二个自私，第三个怯懦。在三种恶性包围之中，她被逼上了不归之路。
最先是单纯的初恋，撞着谁是谁。阮玲玉出身卑微，母亲是大户张家的帮佣，她自小与张家小少爷张达民相爱，这本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张达民，18岁时，长得非常白净，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按上海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小k，什么是小k？上海人把纨绔子弟称为小k，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游手好闲不工作。当时的张达民在一个大学里面混了一张文凭，然后成天待在家里。阮玲玉在她母亲身边一点一点地长大了，阮玲玉的母亲一直觉得自己给人家当保姆是抬不起头来的，所以她一直关照阮玲玉，让她出去千万不能说自己是保姆的女儿。因为那个时候被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会被歧视，并且抬不起头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自卑的心理，导致了阮玲玉的悲剧。张达民虽然是一个小k，但是那个时候也是经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青年人，思想中早已有了人人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对保姆的女儿并没有歧视。另外，张达民那个时候正好18岁，年轻、叛逆，干任何事情都有热情；而那时的阮玲玉刚好15岁，身上已经有了一种独特的女人的味道了，并且骨子里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妖媚。于是张家的这位少爷，阮玲玉生命当中的第一个男人开始对阮玲玉发起了进攻。因为是保姆的女儿，生活拮据，于是这位少爷就经常拿自己的钱去接济她们两个人。慢慢地，张达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阮玲玉了，于是就说：“我们结婚，好吗？”当时阮玲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阮玲玉的妈妈觉得能跟张家少爷结婚，真是天大的好事，因为一个佣人的女儿能够嫁一个东家的少爷，这可能是当时许多女性的一个追求了——嫁一个好男人，过一份居家的日子，做一个太太。所以阮玲玉的妈妈非常同意这一门婚事。
这个时候，张家的大太太，也就是阮玲玉生命当中第一个男人的妈妈，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保姆的女儿有这样一层关系，觉得不行，好歹自己也是大户人家，怎么可以娶一个保姆的女儿做太太，于是她想方设法要拆散他们。
而张达民那个时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和阮玲玉结合，于是就跟父母谈判去了。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件事谈都不要谈。”之后张家的大太太诬陷阮母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出面租房，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希望嫁一个老实、温柔和多情的丈夫，能够和她一起孝敬母亲，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于是张达民提出，要不我们同居吧？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一种非常摩登的风气，那就是摩登女人往往会和摩登男人同居，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格林威治村的同居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同居并不像在有些年代里面是那么受到人们的道德谴责和刺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阮玲玉和张达民同居了，同居的那一年，阮玲玉只有16岁。这是在阮玲玉短促的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生活的磨难，使阮玲玉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成熟；生活的磨难，却又使阮玲玉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从16岁到25岁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的追随着她，笼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
一个16岁的女孩子和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两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工作，就是靠着家里给的那点钱过日子。这时候，张达民经常带着她去舞场跳舞，开始她根本不会跳舞，也不敢跳舞，后来在张达民的教授下，阮玲玉的舞也是跳得非常好了，而阮玲玉也喜欢上了跳舞，这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了一个伏笔。
那么两个孩子就是这样混着，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人，就是张达民的哥哥叫张慧冲。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电影百年历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中国电影史上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大哥的思想也是开明的，他觉得自己的弟弟和阮玲玉这样子过下去很困难，所以他就对阮玲玉说：“你想不想当演员。”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做一个电影明星太有诱惑力了，于是就这样，16岁的阮玲玉进了电影公司，开始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上海电影业的发达，造就了阮玲玉，也造就了她的悲剧命运。1932年当阮玲玉在电影艺术上有着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本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上海。此时，上海很多富商为了安全纷纷躲避到了香港，阮玲玉和张达民一起来到香港。在香港阮玲玉遇到了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中年男子的出现，再次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与张同居之后，岂料张是败家子，不务正业，嗜赌如命，耗着她的积蓄，阮玲玉曾为此服毒自杀。因此，阮玲玉非常苦恼。她领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孩，取名妙蓉，小名小玉；倾注母爱以求得安慰。
阮玲玉与张达民的关系，虽说不是“挂名的夫妻”，但纯属是“同居之爱”。由于多年来张达民一直在外经商，阮玲玉忙于拍戏，阮张之关系开始变化。
她去拍《挂名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份的境况。虽然张达民是少爷，但他却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阮玲玉也不在乎，她需要的不是他经济上的资助，而是爱情的始终不渝。
但是这是最难做到的，张达民一次次拖延着与她结婚的事情，却一次次伸手向她要钱，并一次次将钱花在赌博上。阮玲玉几次为他找到体面而又轻松的差事，他就几次携软逃走，让阮玲玉去还债并忍受难堪。阮玲玉对他一直存着希望，她希望张达民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一样浪子回头，她觉得自己能够感化他。
可是幻想总是很容易破灭，张达民公然表示只是看中阮玲玉长得漂亮，将她当作姨太太，高兴时叫她服侍服侍，解解气，张无情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不堪一击的梦，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可是这个魔鬼竟无耻提出要分手可以，但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张达民还未从她的记忆中走远，茶叶大王唐季珊就迫不急待地闯进了阮玲玉的生活。当时唐季珊在东南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富商，他是做茶叶生意的。因为他很有钱，所以电影公司都拉他入股，并成为阮玲玉电影制片厂——联华公司的一个大的股东。因为大家一起到香港去避难，所以阮玲玉就在一个场合上见到了唐季珊，她生命当中的第二个男人。当时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场面上的应酬而已，过后阮玲玉也没有把见到唐季珊的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唐季珊见到阮玲玉以后，确实把阮玲玉放在了心上。而这个时候唐季珊身边也有一个美女，她就是阮玲玉的前辈，也是在中国默片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女明星张织云。这个张织云，她的气质和阮玲玉非常相像，在她们的气质里面都有一种悲剧的成分，都有一种讲不出来的，压抑着的悲哀的感觉，而当时这位大明星已经息影了，并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她之所以和唐季珊也是同居关系是因为唐季珊在广东老家有老婆。那么唐季珊为什么不和他这个老婆离婚呢？因为这个老婆的娘家是很有钱的，唐季珊事业能够做得那么大，能够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富商，他起步的第一桶金都是源自于老婆的娘家，所以他是不可以和自己的原配老婆离婚的，于是便在外面拈花惹草。唐季珊是慕名而来的追星族，他既阔绰浪漫又体面开明，与那位扶不上壁的烂泥一般的张少爷相比，实在强多了。于是，唐季珊想出了一个接近阮玲玉的好方法，他知道阮玲玉非常热衷于跳舞，于是他变着法地邀请阮玲玉在高级、豪华的场合跳舞。就这样慢慢接触，阮玲玉跟唐季珊之间有了一种朦胧的感情。张达民和唐季珊一比，唐季珊显然就非常地成熟了，有事业，又非常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而不幸的是阮玲玉正好也是遇上了一个不是爱女人，只是懂女人的唐季珊。唐季珊以女明星张织云的骗局为幌子，以温柔多情为掩护，使阮玲玉产生一种惺惺相惜的依恋，而她的朋友们也纷纷说：“他当然比张达民好。”在脉脉温情之中他购买了阮玲玉的名声和美貌，并使她彻底摆脱底层生活，成为豪门暗寓里的一只金丝鸟。当阮玲玉和唐季珊好的时候，张织云的心里很不舒服，张织云写了一封信给阮玲玉，她对阮玲玉说：你看到我，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但是那个时候阮玲玉是听不进去这种话的，她只以为张织云是在嫉妒她，是想把她和唐季珊拆开来，所以她是不要听的，她一句都听不进的，她还是和唐季珊住到了一起。当时唐季珊在上海的新闸路买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这个小洋楼直到现在都非常漂亮，阮玲玉就是在这栋小洋楼里的二楼自杀的，唐季珊送给阮玲玉的一份最贵重的礼物，其实也是送给阮玲玉的一个坟墓。
阮玲玉和唐季珊光明正大地同居了，可是不速之客张织云的来电，又将阮玲玉往悲剧的深渊推近了一步。
一天，阮玲玉正在弹钢琴，电话铃响了，是张织云，她在话筒的另一头亲切而又真挚地告诉阮玲玉：“我跟了他两年，被他玩弄了两年。他玩弄女性，喜新厌旧。我断送了自己，我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糟塌了！他找到了你，背后跟人说：玩一个比张织云更红更漂亮的女明星。玲玉，你我不熟悉，可我们是同行，希望你别再走我的老路，你戏演得好，比我有成就，更要珍惜自己，千万要珍惜啊！”一声呜咽，电话挂断了。
阮玲玉心乱如麻时，此时阴魂不散的张达民又阴恻恻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当张达民看到阮玲玉身边的唐季珊时，他那无赖的、黑暗的嫉妒心理油然而生。于是阮玲玉暂时平静的生活再次掀起了风波。
而这次风波直接把阮玲玉推向了死亡。
那个时候张达民已经潦倒了，他看到自己潦倒的时候，与他同居了8年的女人居然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这个男人要比他更有钱，要比他更有实力，他心中那种复杂的感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这种复杂的感觉当中，恨与嫉妒占了主要部分，控制了他整个的情绪。于是这个时候张达民将他人性险恶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使用了一种非常无赖的方式来纠缠阮玲玉。我们说张达民的身上既有公子哥儿的那种洒脱、那种浪荡，也有小市民的那种斤斤计较，也有上海拆白党的那种无赖，这三种东西合在一个男人身上，那这个男人真的就是恶棍了，十恶不赦了。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想，反正你阮玲玉有软肋在我的手上，我不要白不要，他又来敲诈钱财，并且他这一次的敲诈数额很高，是要五千。当时的阮玲玉就想息事宁人，就想给他了，唐季珊在边上冷言冷语地说：你要给他钱是可以的，我是不给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给下去的话，是没完的，他是一个无赖。阮玲玉看到唐季珊的脸色很不好看，于是她就狠了一下心，好，我一分钱都不给。张达民没有想到，一向软弱的阮玲玉今天居然那么坚决地说一分钱不给，于是他就说，好，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身世给揭露出来。结果张达民就到法院递了一张状子，说阮玲玉当时住在他们家的时候，偷走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东西，这是一；二，然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告进了法庭，于是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
这个时候唐季珊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也要打官司，他也到法院告了一张状，说张达民对他是名誉诬陷，那么如何来证明张达民对他是诬陷的呢？那就要阮玲玉出面在报纸上登一篇宣言，说没有把张家的东西拿来送给唐季珊，他们彼此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阮玲玉是多么要面子的人，但是最后因为两个男人的无赖，因为两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荣誉，最后把阮玲玉给出卖了。
但是阮玲玉当时还是想和唐季珊在一起的，所以她也就答应下来，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公告说：自己和唐季珊同居，经济是自立的，来证明唐季珊的清白。
这个时候唐季珊在外面又勾搭了一位女子，这是阮玲玉处于一个女人的敏感，跟踪而去发现的，这个相好是谁？这位女子叫梁赛珍，当时是上海滩上著名的一个舞女，人漂亮，舞也跳得很好，所以也经常去拍电影，等于是和阮玲玉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当阮玲玉突然发现唐季珊跟梁赛珍勾搭的时候，心里难过得要命，但是她没有说。
面对曾经的两个男人，阮玲玉的感情寄托再次失去了。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阮玲玉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闯入了她的生活，他是阮玲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惟一可抓的稻草，但最后阮玲玉还是放弃了，为此阮玲玉付出了血的代价。
出身于钱庄学徒的蔡楚生，当年撇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放弃刚起步的生意，断绝父子关系，独闯上海滩名利场。为了个人奋斗，他可以断情关弃孝道，挤进上海片场当布景工人，通宵达旦地画舞台背景，温饱不顾地花钱上补习班。此外，他还写字幕，电影简介，画广告画，当剧务，场记，面目模糊的群众演员……别人不愿干的杂役他都干了。你道他是热爱劳动？他懂得：要让老板赏识才会有机会。学艺要紧追名家，做事要摆脱名家。为此，他羽翼渐丰便跳槽，到另一公司当导演去。
经过7年苦斗，一个底层的打工仔终于迎来了《渔光曲》的春天。《渔光曲》走红的时候，蔡导演28岁，风华正茂，能写能画能导，前途无可限量。紧接着拍《新女性》，蔡导遇上阮玲玉，不知天地南北地爱了一场。
阮玲玉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这时候《新女性》这部电影找到了她。这部《新女性》在当年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获得了国际大奖。这是中国电影导演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就是蔡楚生。而阮玲玉也将《新女性》中的女主人公演得活灵活现。她为什么这个戏演得那么好，演技是其一，感同身受自己的经历和剧中人的经历何曾相似是最主要的。其实当时的阮玲玉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一生也是蛮悲剧的。
阮玲玉拍完影片《新女性》后，她和导演蔡楚生之间有了逐步的了解，并萌发了没有言传的暗暗的情愫。
到了1984年，蔡楚生导演离世以后，著名作家、电影界前辈柯灵先生在一次纪念中国电影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披露了阮玲玉和导演蔡楚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在《新女性》合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阮玲玉力图改变命运的努力落空了。要不然，这一幕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这场恋爱引来毁灭性的灾难：《新女性》得罪了一群小报记者，并且张欲敲诈当红影星，他们借女主角阮玲玉泄愤，挖隐私挑事端，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内外交困的阮玲玉只得逃遁，她本可以悄无声息一走了之，只因为与心爱者不能分手，她要蔡楚生携她私奔。她以为蔡楚生与芸芸众男不同，他身上有闪光的品质，让她看到人世的希望。她想，蔡郎即便不能为她而生为她而死，私奔一回总可以吧？为知己红颜离经叛道，这是经典爱情必不可少的要素。
旧社会的法院连风化案也管，于是阮玲玉收到了法庭传票。
然而，苦大仇深的才子是没有浪漫资本的，尤其是当苦大仇深遇上雄心勃勃的时候。在蔡楚生看来，私奔远于索命。他付出了多大的人生代价，才在先敬罗衣的大上海立住了脚跟！刚刚尝到名利场的甜头，他岂敢为一个女人去冒险？他的前途就是他的江山，江山重美人轻。如果事业是必需品，爱情就是奢侈品。事业与爱情，不是鱼与熊掌，而是泰山与鸿毛。
他输不起，只好辜负美人。
世间姻缘错多对少，此君非彼君，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给世间留下一声叹息。
当她演艺事业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当她人生步入25岁的时候，所有悲剧的伏笔都在她25岁的时候成为她悲剧的一个高峰了。
自杀前数小时，即3月7日晚11时，阮玲玉仍在联华公司与众友叙谈并用完夜宵于12时回家，上二楼时见唐季珊已入睡，阮玲玉未惊动，与她母谈及开庭之事，并对母说九成九可胜诉，唯惧上公堂为众目所视。此时，阮玲玉借肚有点饥饿，请母让佣人煮碗面条，并嘱母亲去睡。阮玲玉在吃面条时将暗藏的3瓶安眠药（共30粒）一并服下，服后又连饮茶水二壶。阮玲玉服毒后，含泪写下二封遗书，一封致唐季珊，一封致社会各界。写毕遗书后藏于抽屉里，至床前推醒唐季珊，问他是否真爱她，唐答确系真爱，阮玲玉要唐吻她一次。唐见她语气神色均有异样，顿时感到不对，而阮玲玉仍然佯笑笑，唐继续追问是否服毒，阮玲玉不语，唐上三楼唤阮母下来，阮母进卧室，见阮已不能言语，并发觉桌上置有安眠药空瓶三只，方知阮玲玉已服毒，此时已8日凌晨3时。
由于阮玲玉近期受沪上报纸攻击诽谤，心情极坏，每晚必服安眠药，阮母怕她出事，阮玲玉所服安眠药均由母保管，岂知阮玲玉早已得知母亲藏药处。阮玲玉前不久曾服毒一次，送北四川路日本人开办的福民医院抢救，因是在白天，得以救回生命。这回连服三瓶安眠药，唐季珊与阮母仍用车送至福民医院，殊不知该院晚间无医生值班，到达医院已清晨四时，想在附近另找一医院，又找不到，最后送至一姓周的私人医所，并电告陈达明、陈继尧医生（陈达明、陈继尧两兄弟均是中国疗养院医生）。三位医生用最新方法奋力抢救五小时仍无生望。8日上午9时将阮玲玉送至中国疗养院继续灌液洗胃、输氧抢救，还是昏而不苏醒。于是在11时10分急送中西疗养院（院址浦石路，今长乐路），进行人工呼吸、输氧，并将阮玲玉裸体浸入热水浴缸中，用尽抢救办法，终因回生无术，药石无灵，延至8日下午6时38分气绝。所以可以说，虽然由于男人的无情无义，爱情的幻灭导致了阮玲玉最后的无依无靠，导致了她最后要走上绝路，但是当她走上绝路的过程中，她一直有机会活下去，但是同样由于人性的冷酷，第二次杀害了阮玲玉。从此一缕芳魂流星般稍纵即逝，竟归泉下。在阮玲玉弥留之际，唐季珊、阮母及阮玲玉最要好的同事林楚楚，均频频呼她的名，阮玲玉不能言，而以目视诸人，众人为之落泪，悲恸欲绝。
次日3月9日上海各报迅速报道“阮玲玉自杀”消息，噩耗传出，顿时震惊上海，不仅使阮玲玉亲友哀痛逾恒，更使爱好阮玲玉的艺术者，无不同声叹息。
无论是报纸不切实际的报道，还是小市民对“阮案隐私”看热闹的心理，均使阮玲玉遭受了巨大的心灵挫伤。于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阮玲玉用30片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已经含恨辞世，大家却开始替阮玲玉惋惜，不厌路途遥远，前往瞻仰遗容。当时的报道称，短短的3天时间，前往瞻仰遗容者竟达到10万人以上。为阮玲玉送殡的还有白璐、王人美、黎灼灼和陈燕燕。阮玲玉用死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对她的私生活上转移到对她本人上，这无疑是一出最大的悲剧。
然而，3月9日下午2时，法院仍开庭审理，原告张达民未出庭，被告除阮玲玉已服毒殒命，唐季珊和阮母及双方律师都到庭。法官宣读起诉书后，双方律师展开唇枪舌战，由于原告未到，法院决定延期开庭候审。这天开庭沪上人士拥入法院内外，尤以女性为多，各地记者亦蜂拥前来探访。沪上报纸号外一出再出，整个上海沸沸扬扬，天地同悲。
阮玲玉在3月11日入殓，数日内前往万国殡仪馆瞻慕遗容者，不下十万余人。这天下午一时将阮氏灵柩运往闸北联义山庄墓地安葬。在安葬前一天，已有数万人聚集于送葬必经之地——胶州路一带。11日进行交通管制，任何车辆、行人均被拒绝通过。下午1时10分，先由道士各鸣铙钹作法事，继即由联华影片公司12人与两西人共同抬榇上灵车，为状庄严肃穆，导以书有“艺人阮玲玉之丧”之白竹布黑边大字横额，及上海孤儿院之全班乐队，及遗像车，上置有阮玲玉放大照片一张。送丧车因受捕房所限制，仅30辆，2时正式出发，沿途由大批探捕保护。当灵榇自胶州路到达恒丰路途中，街道两旁全为人车所塞，至北宝兴路（今西宝兴路）后，随送丧车而徒步者长达数里之遥。4时灵榇到达联义山庄，执绋人员出迎，移遗像入联义堂。该山庄系一奥人经营之公墓，园林清静，布置很好。阮之墓穴居北部，以水泥为圹，深二英尺。当阮榇人圹前，原拟开棺作最后之瞻视，但因当时围观者人山人海，未果，于是覆以石板，又以水泥封固，一代影星阮玲玉就长眠于此。当年有人还曾就此撰文感叹：“广大的影迷们啊，殊不知正是你们杀死了阮玲玉。”鲁迅当年杂文也曾将“小市民的无聊心理”列为阮之悲剧的根源之一。
3月9日开庭未能审理下去，后延至6月25日继续开庭，张达民与律师，唐季珊和阮母及律师，双方都到庭，法庭经过双方辩论最后作出判决，宣判唐季珊无罪，阮玲玉部分不受理。
阮玲玉去世后，唐季珊按照阮玲玉在遗书里的嘱托，视阮小玉为亲生女儿，并将她姓名改为唐珍丽，后与曾在比利时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西贡银行经理俞鄂斌结婚，婚后生活很幸福。阮玲玉的母亲，在女儿死后，也一直由唐季珊供养。唐季珊离开上海，阮母住在她亲戚家里，生活费由唐季珊从香港、台湾寄来，阮母于1962年去世，终年82岁。至于唐季珊本人的结局，却非常不好。阮玲玉死后十年，唐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右家结婚。1949年他俩去台湾，继续经营茶叶业，由于生意不善而破产，王右家不久病死，唐从此流落台湾街头，未久也惨死在台湾。张达民于阮玲玉自杀后，虽仍诉讼唐季珊，但不了了之。他在社会舆论及众人指责下，灰溜溜地离开上海。1938年10月15日因患疟疾不治而死于香港。
这么多年来人们对阮玲玉之死的理解大多基于其同居者唐季珊提供的两封遗书，第一封给唐的遗书表明了自己对唐的依恋，第二封给报馆的公开信则怒斥了前男友张达民的无耻。
然而，社会各界一直有人对阮玲玉这两封“遗书”的真伪存在疑问，第一是阮玲玉确实是当时著名的影星，但是当时的电影明星社会地位相当不高，在自杀之前写“告社会书”，有一些不可能；第二，阮玲玉生前，唐季珊用情不专，曾经还在大庭广众之前公开辱打过阮玲玉，她不太可能留下“我很对不起你”的遗言。
2001年，沈寂先生发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遗书，揭开了阮玲玉之死的真正原因。真的遗书，一封信是给张达民，是骂张达民的。她有一句话：我是你们两个男人的牺牲品。另外一封信是写给唐季珊的，第一句话就说：要不是前几天你打我，今天晚上又打我，我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
阮玲玉的死因一直是说不尽的话题，直到今天还有各种不同的猜测。当代的研究者们对于发生在70年前的那段历史事件又有哪些新的思考呢？
阮玲玉在银幕上所演的都是“新女性”，而银幕下的她却也和所有女人一样有她的弱点，有软弱性，也会有虚荣心。以前的评论习惯把“阮玲玉之死”解释成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悲剧，今天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不妨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更真实。
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她的成功除了先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外，还与她的个人阅历大有关系，而她个人婚姻的不幸更使她对人生多一层理解。中国的女性解放其实面对着两层“围城”，一层是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另外一层就是性别属性的围城。社会松绑之后，女性在解放过程中的自我尊重也是要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而这与西方国家比较激烈的女性解放也不同，西方因为有很强的宗教自制，他们开放或者极端的电影表现是与真实生活分开的，中国人则习惯在要走过头时赶紧回来反思自身，我们习惯把文学作品乃至电影与生活本身融为一体。再者，大家现在看到过的史料记述，有关阮玲玉的电影以及人们所猜测的她周旋于张达民、唐季珊以及蔡楚生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并不准确，应该说阮玲玉自身的情感指向是非常清楚的。“联华”公司当时在整顿风气，阮玲玉没有拍完《国风》就被“冷藏”，张达民此时却控告阮玲玉与唐季珊“通奸”，还要求阮玲玉当堂作证。而阮玲玉其实早已终止了与张的婚姻关系，选择在3月8日妇女节死去也许表明阮玲玉作为女人的一种抗争方式。
阮玲玉的死留给为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除了她本身性格因素、电影公司对她的“冷遇”所带来的心理的一种落差以及陷入感情风波的精神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对理想生活的希望与现实的落差导致了她对生活的绝望。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论是对幸福的感受还是对悲痛的感受，都比一般人来得更深刻，或许他们没法从电影中类似的角色中走出来，他们被戏中的叙事逻辑所牵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逻辑，这可能是平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阮玲玉如是，张国荣也如是吧。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阮玲玉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好女人碰不上好男人，阮玲玉难逃遇人不淑之命。第一种男人无耻无能，本不足道。第二种男人是不被粉饰的商人，他也许从未有过白头到老的许诺，但他懂游戏规则，能给的与不能给的从来泾渭分明，赤裸却没有欺骗。第三种男人最可怕，他们读透孔孟之书，也敢就手偷香，往往信誓旦旦，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事到临头，刀还远没有架到脖子上已经蔫了，事后却会说“容忍比自由更伟大”（原胡适语）。他们比第一种人要脸，又没有第二种人的家底，靠自己奋斗积累一些名望立足社会。时时以正人君子之态教化儿童，最具欺骗性，真正是睡在女人身边的赫鲁晓夫。试想当日蔡与阮若能私奔远去，就可保住知己红颜，难道会遭万人唾弃或是失业饥馑？后人看来却是一段传奇佳话，起码获得敢作敢为的口碑。人不到身败名裂的地步不知道荣誉是个累赘，女人尚有舍命的勇气，男人呢？
第七章 宋教仁：锋芒毕露杀身祸